1991年初夏，一个闷热难耐的日子。

　　正埋头写稿，感觉身后有人。回头一看，老范！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正笑眯眯站在身后。

　　老范！我立即站起来，您来了，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走走吗？老范又是一笑，今天还真有一件事情，得找你这工交部主任！

　　原来，老范刚到国家经委开完会，会议主题，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

　　诺，就这题目，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虽然是老话题了，但是这回，你可得动动脑筋，争取写出新意来！

　　临出门，老范补充一句，不要着急，三天交稿！

　　老范走了，我放下笔，陷入沉思。

　　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嘿嘿，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

　　这话题，不知写过已经多少回了！几乎每年上面开会，差不多都离不开这话题！

　　想想也是，一面是“千方百计搞活国有企业”的强烈呼吁，一面是“国有企业总是搞而不活”的严峻现实。你叫政府咋能不急，怎能不反复强调？

　　可是，要想写出新意，到底从何入手呢？我立即到资料室翻阅资料，找出近些年有关搞活国有企业的资料、数据、新闻，反复阅读、摘抄、思考。

　　回到家里，夜里躺在床上，不禁浮想联翩。

　　我想起，前些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呼啦啦你上马我开张冒出成千上万企业；如今呢，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市场的两头──原料和产品，再容纳不了这么多张嘴巴。你想活，我也要活，咋办呢？抽肥补瘦，劫富济贫，大家只好都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地活下来呗。

　　我想起，我国的彩电厂、冰箱厂、洗衣机厂，还有大大小小的棉纺厂、卷烟厂、羊毛衫厂……建起来一个又一个，产品几乎全都供大于求。然而，由于国有企业历来不能破产，所以，大家都勉强活着，虽然，活得都很憋屈、很难受。

　　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些企业死去呢？

　　我们总在琢磨怎么搞活国有企业，怎么不琢磨琢磨怎样搞死一些企业，让更多的企业活下来，从而活得更好一些呢？

　　对呀！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有针对性的题目吗？

　　我非常兴奋，翻身起床，奋笔直书！

　　两天后，当我把一篇近3000字的述评交给老范时，心怀忐忑，静静地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领导。

　　“国枢呀，”老范将文章看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政府正琢磨怎么把企业搞活，你却来了篇《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成心和政府对着干吗？”

　　“这个……”未等我回答，老范笑了，笑得那样慈祥，“国枢呀，你这文章，写得太好了，非常有新意！这样，你先回去，想个题目，我也想想，咱们取一个精彩的、有哲理的标题，争取上头版头条！”

　　回到部里，我并未多想，因为我知道，再想也是白搭。老范带头在想题目，我还何必瞎操这份闲心？他想的题目，指定比我强多了。

　　果然，第二天到老范办公室，只见纸上写有一行小字，潇洒娟秀的范体字：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怎么样？老范笑眯眯看着我。

　　太好了，简直太好了！

　　第二天，《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刊发于报纸头版头条，一炮而红，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当天，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来电。下午，一位中央常委的秘书又专门打来电话，向老范表示祝贺，一再称赞文章很有新意，非常大胆，应该好好表扬！

　　老范把我叫去，传达上级意见。我笑了，“老范，标题是你取的呀，没有你这精彩标题，我这文章，恐怕早扔字纸篓里去了！”

　　“是吗？”老范拍拍我的肩膀，我俩相视而笑。

　　自那以后，这篇文章成我的“代表作”，让我一战成名，以至第二年参加中央党校地厅班干部培训时，培训教材中，赫然列有这篇《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

　　班上同学说，咦老詹，这不是你写的文章吗？

　　我嘿嘿一笑，心里美滋滋的。

　　自那以后，“国有企业破产”成了有关部门反复研究的课题，而且在实践中逐步有了突破。

　　17年后，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老范由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退下后，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此时，老詹已调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二人相见，分外亲切。  （杨乔  摄于2009年）

　　以下为《少数企业“死”不了  多数企业“活”不好》原文：

　　少数企业“死”不了  多数企业“活”不好

　　本报记者  詹国枢

　　绿野，苗圃。

　　成千上万株小苗，头碰头，肩并肩，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空气，严重不足，养料，极度匮乏，眼见得小苗蔫蔫然日渐萎黄。

　　怎么办？送气排风，施肥浇水。效果不佳，未见起色。

　　果断间苗！把那些枝叶已经萎黄，根须已经溃烂，无法成材的病苗，毅然拔除，腾出空间。空气，清新了，养料，充足了。一株株小苗伸枝展叶，充满勃勃生机！

　　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景观，给予我们耐人寻味的启示：小苗生长发育如此，企业生存发展，不亦如此吗？

　　（ 一 ）

　　不是我们不想让一些企业活，而是客观环境不允许这些企业活。

　　那道理是明摆着的：前几年，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呼啦啦你上马我开张冒出成千上万企业；如今呢，治理整顿，“宏观紧缩”，市场的两头──原料和产品，再接纳不了这么多张嘴巴了。你想活，我也要活，咋办？“抽肥补瘦”，“劫富济贫”，只好大家都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地活下来。

　　活着虽然都活着，效益没有了，活力没有了，生机也没有了。

　　我们先来看看棉纺业。原料，最多只能提供3000万锭；消费，到顶也只能耗去3000万锭，而现今全国棉纺厂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呢？4000万锭！出路两条：如果没有25％的企业关停，只能是全行业25％能力的闲置和效益的损失！

　　彩电：全国已建生产线167条，年生产能力2000万台，市场容纳量最多1000万台，设备利用率不到50％！

　　汽车：大小汽车制造、装配厂达2400家，有的年产汽车仅数百辆甚至只有几十辆。而经科学测定，汽车制造业如要取得经济效益，其经济规模为年产30万辆！

　　还有那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冰箱厂、洗衣机厂、家电厂、卷烟厂、羊毛衫厂……

　　曾记否，当年治理整顿我们提出了两个目标：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

　　总量紧缩的山头，已被我们攻克。

　　结构调整的山头，发起多次冲锋仍难以奏效。啥原因？那症结和难点，就在于我们的少数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死”不了──“风浪”来了，大家匍匐在地；“风浪”一过，全都站起身来，产业还是那些产业，结构还是那样的结构。

　　（二）

　　少数企业“死”不了，结构调整无从谈起！

　　少数企业“死”不了，产成品积压愈来愈多，达1300多亿元！

　　少数企业“死”不了，“三角债”的链条，碰到一个又一个“只吞不吐”的“黑洞”，前清后欠，愈欠愈多！

　　这还只是从企业外部看。从内部看，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也没有生存危机，内部必然缺乏压力。而没有压力机制的企业，决不可能创造出高效益。

　　今年8月8日，《农民日报》披露了1990年度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对比材料：

　　──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5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246亿的总额！

　　──乡村集体企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增长15.41％，而国营工业仅增长1.53％！

　　──乡村集体企业销售利润率5.675％，相当于国营工业2.6％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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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抄录了。强烈的反差，已激不起读者新的惊讶和更多的感慨，因为“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活”这已是不用争辩的事实。当农民企业家鲁冠球在一次大会上自豪地预言，到2000年，乡镇企业无论产值还是利润都将取代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老大哥”角色时，听众中几乎无人持有异议。

　　为什么乡镇企业有那么生机盎然的活力？相对明晰的产权，灵活自如的经营机制，较少干预的企业自主权，这都是活力之源，但请别忘了更重要的一条──它已经做到了名副其实的“自负盈亏”：能活的，活得结结实实滋滋润润；不能活的，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撒手“离开人世”。

　　在1800万乡镇企业取得远胜于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1990年全国有近40万家乡镇企业被淘汰关闭！

　　如果我们把视野扫向全球，你会发现：

　　──加拿大。1990年破产企业11500家，超过1982年经济衰退时的纪录。

　　──美国。1990年破产企业60432家，比上年增加20％。

　　──英国。1991年头3个月平均每周有600多家公司破产，创同期破产最高纪录。

　　生生不息，新陈代谢，本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铁律，现代竞争的加剧，又进一步缩短了这生与死的更替周期。

　　国营企业的只能“生”不能“死”，已经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艰难。

　　（三）

　　不是不想“死”，而是不敢“死”啊！──某市一位主管工业的领导曾如此感喟。

　　是的，乡镇企业要关闭，那好办，牌子一摘，人员散伙，要回家的回家，该种地的种地，本姓“农”来还姓“农”，咱没话说。

　　国营企业就不同了。昨天还由国家发劳保发工资，今天工厂一“死”，得，没活干了，成百上千职工晾在那里，怎么安置？不又影响社会稳定吗？

　　职工安置，乍一看仅仅是生活安排问题，实际上它碰到的是两道难题：一是思想障碍，一是生活困难。

　　思想障碍，说白了就是职工思想得转过弯儿来，端了几十年的“铁饭碗”，而且几十年一直把这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旦饭碗碎了，工作没了，这弯儿要转过来的确不易。我们说：“搞商品经济，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就有企业倒闭破产。”

　　我们还说：“搞商品经济，失业同价格、利率、税收一样，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和杠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失业现象，而在于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把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些在理论上早已有定论的观念，还得不断地通过舆论工具，潜移默化地渗入广大职工头脑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雪消融，亦非一日之功。

　　生活困难，即企业停产关闭后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棋先一着，最近已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社会保障制度系列改革方案。有海南就会有广东、有上海、有北京、有全国！可以预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在全国加快推行。

　　尚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安置是否就毫无办法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劣势企业被兼并，职工安置自然不成问题。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职工的安置，政府部门也并未完全无所作为。据统计，我国财政一年给予企业的亏损补贴已高达600亿元。倘若把其中六分之一挤出来，用于安置企业职工，变“暗养”为“明养”，也有100亿元之巨。这笔为数不小的费用，不正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吗？

　　把少数企业“搞死”，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呢？有关人士认为，只要做到三点：一，加强舆论宣传，转好思想弯子；二，妥善安置职工，使其基本生活有保障；三，掌握适当分寸，控制一定比例，关停企业，是不会引起太大震荡的。稳定还须讲效益。牺牲效益求稳定，实不可取，保住效益求稳定，方为良策。

　　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就“活”不好。──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无情的规律。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以“搞活大中企业”为中心环节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坎坷不凡的12年岁月。抬头看，见前方又横亘着一座绕不过去的山头。莎士比亚名剧中哈姆雷特那震颤心灵的独白，正隐隐在我们耳畔回响：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