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宋晓刚有着近30年的摄影经历，从新华社文字翻译到摄影报道，从图片编辑到现场记者，经历丰富的宋晓刚从未停下对摄影追求的脚步。上世纪90年代，他是最先接触数码相机的一代人，而在2011年更出版了中国首部手机摄影集《苹果掉下来》，对新鲜事物的不断挑战与探索，让他的摄影形态始终保持着鲜度和新意。如今，除了规定的工作采访外，宋晓刚一方面关注摄影界的新事物新现象，为本报等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用平和的方式记录普通人的生活，而对摄影依旧不变的热情早已化作了他的生活方式。在与本报记者张晓寅的对话中，宋晓刚回顾了自己的摄影经历，分享了自己对新闻摄影的心得体会。

　　宋晓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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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华盛顿白宫南草坪签署和平协议  1993年9月13日

    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  2005年3月10日

　　北京雾霾  2013年1月13日

　　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  2014年8月

　　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举行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  2016年3月4日

　北京城  2016年3月11日

　北京胡同  2017日7月16日

　　古琴大师王鹏 （“手机里的人物志”系列）

　　访谈对话，这就开始

　　张晓寅：据我所知，您早期在新华社摄影部从事的是文字翻译工作，是何机缘开始转向摄影记者工作的，是因兴趣所致，还是工作需要？

　　宋晓刚：1987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派到了新华社摄影部。由于大学读的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所以很顺利地做了新华社对外专题图片的文字翻译工作。当时看见部里的摄影记者们拍的好照片，心里也常有冲动，不过做翻译工作不配相机。当时工资也低，买不起相机。好在编辑室主任给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共用一台相机的机会。那时很珍惜胶卷，拍几张就拿去车间拜托暗房师傅“摸剪”，就是把拍过的胶卷剪下来冲洗，没拍过的仍然留在暗盒里待下次使用。一个胶卷往往摸剪两三次。

　　几年后，由于工作调动，我去了摄影部新闻中心做了图片编辑，每天负责编发新闻照片。那时业余拍照片的热情更高，偶尔还可以发一张扫街照片，更是兴奋得不得了，后来拍多了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张晓寅：您参与拍摄过许多重大新闻事件，有哪些拍摄任务对您的摄影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

　　宋晓刚：我们这批摄影记者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新闻业的大发展时期，不论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报道，都与以往不同，我们是真正的参与实践者。摄影记者看起来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亲眼目睹别人只能通过文字或电视看到的国内外大事，但身在现场的我们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时常让人措手不及。

　　1993年7月，我被新华社派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做常驻摄影记者。当年9月13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这是我第一次进白宫采访，事件重大，确实在现场很紧张。当时新华社发稿还分黑白新闻传真照片和彩色航寄专题照片两类。当巴以两国领导人在美国总统的簇拥之下握手言和时，我用一台尼康FM2连拍了两张黑白照片，这个瞬间就结束了。回到分社后，我自己冲出了胶卷，看到完整的画面后，这才放心。不过因为距离太远，虽然我用了300mm镜头，成像依然很小。当时传新闻图片，需要放大一张十英寸照片后才可以用照片传真机将照片传回国，可是放大机根本无法剪裁出底片中心的那一小部分关键影像。关键时刻，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后来，终于想到好友曾说过可以将放大机拆开反向安装，这样可拉长底片与相纸的距离。我试了一下，终于成功地做出了一个大幅度剪裁的黑白照片，完成了传真发稿。

　　在我作为摄影记者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变化也着实重要，一路磕磕绊绊，我逐渐也摸索到了能让自己在新闻现场冷静应对各种问题和困难的方法。

　　张晓寅：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让新闻摄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再次遭遇挑战，对于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摄影现状，您有怎样的看法？

　　宋晓刚：新媒体的发展给摄影人带来了极大压力，有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挑战我们这些专业摄影记者，但同时也是机遇，新媒体带来更为广泛的新闻受众。若转换思路，你会发现摄影记者不仅要在现场采集影像内容，还承担了内容的推广、发布等任务，这些摄影记者往往身兼多职，不少人还当上了“机长”，外出采访带着无人机。心理不能抗压，确实吃不消。

　　冷静下来说，我觉着今天的新闻摄影现状还处于混乱状态。中国人常说“术业有专攻”，新闻摄影同样需要专业技术能力。如果一个摄影记者在现场既要拍照片，又要想着拍视频，兼做静态与动态视觉捕捉工作，往往是顾此失彼。虽然年轻的摄影记者思想活跃，精力旺盛。但在当下，摄影记者还是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自己的优势。

　　张晓寅：您曾拍摄出版了中国首部手机摄影画册《苹果掉下来》，可以说手机摄影的普及让摄影艺术走下神坛，使得人人都是摄影师的同时，自身也依然存在着与专业相机无法比拟之处，对此，您有何心得体验和我们分享吗？

　　宋晓刚：我接触手机摄影比较早，这些年也一直在大力推广手机摄影。手机发展到今天，我已经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打电话的工具，或者拍着好玩的留影工具。我不是一个器材控，属于给什么就用什么的类型。如今，手机拍出的照片，质量完全可以刊登在报纸杂志上，而且其便捷性远胜于专业数码相机。但手机摄影再简单方便，都需要专业的摄影能力来操控，只有这样，才能持之以恒地拍出有专业水准的新闻图片。当然，手机摄影让新闻摄影更为民主化，人人都是摄影记者，但专业性是我们这些职业摄影者的优势。我们要向普通人学习，但也不看低、放弃自己的专业能力。

　　张晓寅：您有着在不同新闻环境下工作的经历，对国内外图片编辑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宋晓刚：从图片编辑角度来说，过去我们确实做得不好。新闻媒体里传统的是“大记者、小编辑”，大学毕业没有任何经验，就做编辑吧，其实算是给摄影记者做后期打杂的，与西方的状态相反。

　　我在美国纽约的每日新闻报工作后，写过一本书，对比了美国与中国媒体摄影部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的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媒体，摄影记者的工作是编辑来安排的，并不是摄影记者自己决定的。即便是摄影记者自己获得了采访的信息，有没有采访价值、让哪位摄影记者去采访，也是编辑决定、安排的。不过这些年，我们国内的媒体在图片编辑上一直在不断改进，发生了很大变化。

　　张晓寅：作为本报多年合作的专栏撰稿人之一，可以说您与本报有着不解之缘。今年是本报创刊30周年，谈谈您与本报的故事吧。

　　宋晓刚：中国摄影报是我一直在坚持看的专业性报纸，可读性很强。由于多年的合作，与大家都是老朋友了。2003年，我在每日新闻报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摄影报上，后来文章集结成书，即《从东拍到西——一个中国记者在美国》，受到了很多年轻摄影记者的欢迎，这份报纸为我和读者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