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是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位天生丽质的美女。《中外书摘》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珍闻。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名叫龚澎，出生于1914年，安徽合肥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据说，在燕大读书时，龚澎即有“校花”美誉。后来，她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她是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1943年与乔冠华结婚，被毛泽东赞誉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乔冠华和龚澎

　　据披露，这位“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家庭出身也非常显赫。其父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系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之称。母亲徐文也颇有文墨，并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她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1943年11月，她和乔冠华这对投身革命的“佳人”、“才子”，由相识、相知而相爱，缔结了良缘。

　　1964年1月21日至26日，周恩来总理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邀请访问几内亚。图为随同周总理访问的龚澎和几内亚朋友在一起。1964年1月龚澎访问亚非欧14国，与非洲妇女在一起。

　　“在这个充斥着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  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龚澎。1943年，费正清和龚澎结识，此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历程。

　　“重庆六年是我母亲事业走向高潮的时期。”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于近日出版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此前她花费8年时光，查阅包括外交部开放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采访近50位当事人，其中5位在书出版时已经故去。

　　在外交事业上，龚澎与乔冠华同样才华洋溢，但是已逐渐不被人所知。

　　1945年，龚澎和毛泽东、斯诺在重庆。

　　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

　　“一个成功的女人身后有三个重要的人：好父亲、好导师、好丈夫，我母亲这三项都具备了。”乔松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周总理称颂他“有德有年，功在民国”。

　　龚澎初上中学，曾一度信奉基督教，但很快转变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作为“敢死队员”，亲历一二·九运动。她曾有机会看到即将问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并第一个翻译传播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女儿乔松都后来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中看到了龚澎和大姨龚普生：“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包括龚澎在内，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奔赴了延安。

　　“我母亲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乔松都说。1938年底，龚澎到达解放区，在华北农村，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费正清描述：“她同农村妇女共事，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乔松都告诉记者，对于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段经历大不一样。

　　在太行山总部，龚澎做过彭德怀、朱德的秘书，后来又长期追随周恩来。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乔松都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记述：“母亲更加理性化，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她向记者表示，正是母亲龚澎，使得父亲乔冠华“人性中最闪光的东西得到了最大的发扬”。

　　195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举行宴会，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

　　龚澎的黄金时代始于雾都重庆。2003年底，乔松都拜访解放后一直在外交战线任要职的熊向晖。熊让乔松都看了一篇他特意收藏的约翰·麦尔比所写的文章。1945年至1949年间，美国人约翰·麦尔比任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专员，是有名的被毛泽东批判的《白皮书》起草人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他来到重庆，印象最深的就是王炳南和龚澎。约翰·麦尔比在文章中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龚澎和王炳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也因而影响了他对内战双方的看法。

　　抗战时期驻重庆的有上百名外国记者，分别来自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美国《时代》《生活》、英国《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他们每天在跟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分外欢迎来自反对党的讯息。”那时，负责新闻联络的龚澎常常沿街步行到外国记者招待所，手提包里放着延安最近广播稿的副本。

　　1940年春，龚澎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重庆官方的报纸只字未提。龚澎总有办法向外国记者传递信息，比如把他们约出来见面，带给他们解放区的宣传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还抓住机会揭露真相，现场的记者们不断提出问题，龚澎成了中心人物。

　　费正清认为：“在这种氛围中，龚澎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他表示：“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而单调乏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暴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

　　60多年后，乔松都复述了这些珍贵的回忆。她拜访过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曾经评价龚澎，认为当时记者们喜欢她，相信中共发言人的话，“一个是她提供的新闻真实，另一个是她为人的真诚和她的品格。”

　　龚澎出访东德

　　她建议让一个外国记者团去西藏采访

　　1949年12月26日，龚澎成为新成立的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后改为新闻司，负责对外宣传。周恩来指示，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与黄华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招待会。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平定了叛乱。一时间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说中国政府“破坏”人权。龚澎建议应外国记者的要求，派出一个记者团去西藏采访，让记者们自己进行实地考察。

龚澎在瑞士日内瓦会议，1954年。

　　乔松都在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母亲深知国际媒体的重要性，新闻工作的核心是客观、准确、及时、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这是她的一贯思想。”乔松都还举了一个例子，1964年，龚澎接见当时的法国驻华代办，强调重要的是客观报道，“如记者名望大，但对我们有敌意，那我们就要另行考虑了。”法国代办表示，关于“敌意”这个字，往往有不同看法。龚澎说：“事务总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或把白的说成黑的。至于喜欢白的，或是黑的，则是另一回事了。”

　　1954年5月1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右二）接见法国上萨瓦省的妇女代表团。

　　沉默陨落

　　1966年，龚澎曾经带着女儿乔松都与韩素音一起去看川剧《抓壮丁》，这部剧稍后被说成是“反革命”“毒草”。韩素音回忆，她后来碰到龚澎，龚澎自责：“是我带你去看这个剧的。”而那时龚澎“整天遭到攻击和批判。她已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但她还是向我微笑，很亲切。”韩素音记述了两个人的对话：“‘我看不出《抓壮丁》有什么害处？’‘我也看不出。’我们不再说什么。她为了我，我也为了她，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乔松都说，“我妈妈接触外国记者，最容易被别人打棍子，挨整挨得最早。”

　　1957年，中国拉开反右的序幕，龚澎所在的新闻司里出了8名右派，龚澎带职下放到北京远郊，担任房山县农村工作部部长。乔松都回忆，母亲的身体从那时起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的皮肤上按下去就成了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浮肿。1967年，乔松都后来引用《陈毅的最后岁月》一书中的描述：“昨天，部里批斗部长助理龚澎，造反派要她悬跪在长条凳上，陈毅派人说服，全然不理，直到龚澎跌倒摔下，还有人向她吐口水，大骂‘装死’。”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王炳南，龚澎与国际友人在重庆。

　　文革开始后，极左分子指责龚澎是“里通外国”。造反派轮番质问龚澎，究竟是谁在指使你？在批斗会上，龚澎沉默着。而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她表态，她默不作声，就是不表态。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不要让外宾和我们一起作早请示晚汇报，不要强加于人。”

　　龚澎的健康急转直下。周恩来在龚澎病重期间，命令医护人员大力抢救，并亲自到病房探望。1970年9月20日，龚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亲朋挚友。

　　如果说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龚澎作为中共年轻的新闻发言人初露锋芒，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日内瓦会议、１９６４年周恩来亚、非、欧１４国之行和１９６５年李宗仁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站在中外记者面前的，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女外交官了。

　　在乔松都的记忆中，母亲偏爱中式服装。每逢随领导人出国访问或出席重要活动，她都喜欢穿一件旗袍，然后在外面套一件西装，看上去既得体又有风度。

　　乔松都说，母亲内心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能够与父亲在事业与家庭中比翼双飞。龚澎曾经对女儿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我出席这个活动，不是作为夫人，而是因为我是负责新闻工作的工作人员。”

　　在新中国的外交舞台上，乔冠华与龚澎两人如影随形。据解密外交档案记录，乔冠华和龚澎共同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如，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６１年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五国，１９６３年４月陪同刘少奇主席出访亚洲三国，１９６５年１月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作家斯诺……

　　白天，龚澎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并肩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夫妇两人仍有说不完的话题，晚饭后常是各占一张书桌，继续为工作忙碌着。

　　“爸爸在书房，妈妈在卧室。两个人或是起草文件，或是批阅文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妈妈生病了，需要休息，爸爸就帮她处理文件。”乔松都回忆。

　　正当龚澎向事业顶峰迈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来。由于龚澎在重庆时期的特殊经历，她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

　　在一次被造反派抄家之后，龚澎让孩子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钉在被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她默默站在语录旁，让儿子摄影留念。在那一瞬间，她那坚定从容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消息。这是新闻发言人龚澎一生中最后一则消息。消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一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六岁。”

　　然而，在乔松都的心里，这则简短的讣告远远无法概括母亲富于理想主义的一生。她更愿意用美国记者塞瓦赖德的评价来总结母亲的一生：“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险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贵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