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节目是广播电视中播出的以时事与政治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新闻节目的简称。在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的日常运作中，狭义的时政新闻主要指关于党政领导的新闻，其新闻价值的大小与领导者职务的大小成正比。广义的时政新闻，还包括有关政党的施政纲领、政治思想及其政治活动与政策发布的报道。近年来，时政新闻的内涵不断扩大。一些政治宣传性强的“主题报道”与“典型报道”也被纳入时政新闻报道的范围，业内人士称之为“第二时政”。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七大精神鼓舞下”、经典中国、百姓纪事，包括“红色记忆”、“历史的丰碑”等系列历史主题性报道，甚至一些关于国企改革、文明城市建设、先进人物等等专题性报道，也进入时政新闻的殿堂。

　　一、时政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时政新闻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与受众的关联性理应受到大众欢迎，但在我国出现了时政新闻总量增长与受众“欲知”信息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矛盾。 (1)这种“冷热不均”的状况不仅有碍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使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效果受到严重影响，更不利于人民群众“知晓”、“参与”、“监督”等民主权利的实现。可以这样说，以时政报道为定位点的新闻节目没有突破，广播电视新闻改革难言成功。笔者认为，当前时政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节目内容选择失衡，表现为“三多三少”。

　　时政新闻节目在报道对象方面的失衡——领导人行为相关的报道多，公民独立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报道少。中央两台以时政新闻定位的王牌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以及各省市的主要新闻节目当中，以各级领导人会见、出访、视察、调研等为代表的各类活动，规格和规模各不相同的大小会议、全局或局部的相关政策等内容，丰富而详尽。就会议报道而言，从国家、省、市的全局性会议，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每一次例会，甚至政府部门负责的某项工程的规划会、开工动员会、每一次检查会、验收会、奖励表彰会，都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甚至领导人看一场演出，也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对应的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报道很少，更多是作为“内参”处理。而这些行动关系公民的政治权利，也与领导的施政行为科学与否密切相关。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最直接的表现为上访、静坐，甚至表现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冲突。对于群众的这些行动，政府部门或积极沟通促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或置之不理致使这些行动得以继续，或采取强压手段导致冲突升级、恶化。其实这种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是任何民主国家共同的政治现象，但我国时政新闻节目对此类行动几乎一致地保持缄默。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今年贵州瓮安事件的报道，已经比以往有了较大进步。

　　时政新闻节目在报道立足点上的失衡——传达党政决策的内容报道多，关于决策过程、施政行为的原因报道少。时政新闻节目对党政决策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准确、及时报道决策本身，记者们的工作主要是去基层寻找例证，用以说明决策的正确性。至于决策的依据以及过程，公众从媒体中几乎无从知晓，那么，决策科学与否群众只能是猜测，疑窦丛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是决策民主化的体现和决策科学化的保障。许多决策失误往往是人民参与权缺失的结果。

　　时政新闻节目在报道比例上的失衡——赞扬、肯定的内容报道多，批评、否定的报道少。只讲取得的成绩，很少或干脆不讲存在的问题，舆论监督力度近些年持续弱化。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广播电视采编人员片面理解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认为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全面才是正面。对任何事物都有不同的声音，才可能是真实的声音。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方法、水平不同，见仁见智，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能相同。时政新闻节目常常把不一致的声音当作“杂音”、“噪音”予以削弱，其结果导致公民参与、监督权的缺失。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有赖于获知重要时政信息，了解发表观点和意见的对象，这需要借助媒体才能实现；公民参与、监督权的实现还有赖于自己的意见有处可发，能够传达决策者，进而影响决策，这也需要借助媒体才能实现。力求反映真实声音的时政新闻节目应在报道一种声音时，允许另一种声音有传播的空间。唯其如此，才能向受众全面展示社会的真实图景。

　　梳理时政新闻节目因播出内容失衡而表现出的“三多三少”现象，探究我国时政新闻节目存在问题的实质，笔者发现，时政新闻节目出现种种问题的症结，或许是长期以来广播电视主要作为宣传、推行政治的工具，而较少凸现监督决策、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媒介功能的结果。目前我国时政新闻节目主要缺少的是受众“欲知”、能体现民主实质的内容。宣传、推行政治与监督政治决策、保障公民民主权利，二者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监督政治决策、保障公民知情和参与的民主权利，是保证决策程序化、科学化、透明化，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对媒介而言，也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前提。广播电视的媒介价值是多维度构成的。如果只强调某一个维度，媒介的价值实现就会由理想的立体化而逐渐单一化、平面化，由此必会引发受众的心理排斥、逆反和受众的流失，传播的有效性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二）节目表现形式的僵化，表现为“三多三少”。

　　节目语言干瘪无味的多，生动活泼的少——尤其是领导会见、会议类新闻，表现形式、写作方法千篇一律，解说词也大多是刻板的、文件式的语言表述，镜头语言枯燥、单调而程式化。尤其是电视时政新闻，仍然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新华体”，虽然准确、完整，新闻要素俱全，但平铺直叙的陈旧模式，会使受众产生距离感。广播电视新闻由于历史的原因，基本沿用了通讯社、报纸的书面语言表达方式。在新兴媒体不断涌现、受众接收信息渠道大幅增加、对广电要求不断提高的今天，仍然不考虑广播电视传播方式的特性，不思变革。尤其是电视作为一个立体传播媒介，它包括了画面、声音、字幕和各种因素的组合，理应成为集纳百家、丰富生动、“自成一体”、特征鲜明、具有竞争力的语言。

　　节目主播数量多，有个性的少——由于时政新闻节目占据各台的黄金时段，每天如期出现在广播电视中的新闻节目主播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他们正襟危坐，字正腔圆，表情严肃，成为各台的标志和“名片”。他们面对所有的听众和观众，忠实地播读既定的稿件，准确地表达原稿的精神和意图。他们有着端庄的容貌，大致统一的着装，基本不变的发型，精致的化妆，无可挑剔的优美音质。但他们缺少了一个很宝贵的因素——个性。这也是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出现若干新面孔后引发观众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观众期待这个王牌节目的改革，希望有个性的节目主播出现。其实在保持时政新闻节目严肃的基调之下，保持节目基本风格稳定的前提下，节目主播完全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播讲特点，塑造自己独特的播出风格。主播的个性化有助于受众理解节目内容，提高传通率，增强节目的播出效果。

　　节目编排僵硬死板的多，灵活有序的少——在长期的节目实践中，我国广播电视时政新闻节目依据新闻价值标准和节目方针，逐步形成了若干编排基本原则。它们是：按照稿件重要程度不断递减的顺序排列新闻的重要性原则；按照先国内后国际、先中央后地方、先全国性新闻后地方性或部门性新闻的次序编排新闻的贴近性原则；以及头条一般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国事活动、地方领导人的政务活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决策、部署和方针的出台的政治新闻优先原则。然而，几十年不变的时政新闻节目的编排方式，以“官职高低论新闻价值大小”、以“官位排行论新闻的前后次序”，是否谈得上“以受众为中心”、“把声音交给群众”、“把镜头对准百姓”？时政新闻节目办得好不好，受众最有发言权，评判权掌握在受众手中。

　　二、时政新闻节目改革的路径与方法

　　时政新闻节目要想打破定势，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构建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闻传播体制，就必须从节目理念、节目内容和节目形式等方面，大力进行改革创新。

　　（一）拓宽时政报道领域，树立正确的时政新闻价值观。

　　不能狭义地理解时政新闻节目，应确立“大时政”观念。其实，时政新闻节目的报道内容，决不仅限于领导人、会议范畴。那些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中与政治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人物都可以纳入时政新闻节目的报道范围。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总是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的其他部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连，要做好时政新闻节目，不可不关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孙志刚事件”乍看好像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或案件新闻，然而，这个事件后来被媒体称为新一届政府所面临的一大“危机”，事情最终在政治领域得到了解决。妥善处理孙志刚事件，要求有关部门、机构及其负责人具备敏锐的政治眼光，摆脱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而报道孙志刚事件，也应当有同样的要求。可见，“大时政”指的不仅是扩大时政新闻报道范围，更是所应具备的一种眼光、一种思维方式。

　　不要将时政新闻节目等同于地方党政领导的政绩平台。时政新闻节目的理念创新，要求我们将具有新闻价值的时政报道与无新闻价值的政绩报道区别开来；将一味为地方党政领导唱赞歌的政绩报道与受众所需要的时政新闻区别开来。不可否认，多年来，政绩报道一直就是时政新闻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政绩报道，受众并不一概排斥。然而，毋庸讳言，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通过新闻传媒过量报道自己的政绩，甚至到了不惜违背新闻规律的地步，其深层次的动机，往往与树立个人的良好形象、进一步升迁奠定基础有关联，故这类政绩报道并不讲究新闻价值，也并不考虑广大受众的感受。有些政绩报道甚至被写成了纯粹的表扬稿，变成了直接为某些领导干部服务的工具。个别的为了夸大成绩，甚至不惜造假。这不仅违反了新闻规律，而且也为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所不容。

　　不能将时政新闻节目等同于党政机关的公告牌。时政新闻节目的理念创新，就是要打破“公文”的框框，使时政新闻回归其作为新闻的本质。而现实情况是：时政新闻因受内容制约，更多地带有公文色彩。会议报道程序化，工作报道像总结；主题先行于事实，事实依附于“宣传口径”；不考虑受众需求，只在乎领导感受；名字罗列一长串，讲话写了一大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现有的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存在一些弊端；二是因为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时政新闻节目是宣传而不是新闻传播，故而做时政新闻节目不按新闻规律办事而套用公文语言和写作模式。我国的新闻传媒确实负有宣传的使命，但是，时政新闻的本质是新闻，时政新闻即使是在宣传，那也是在用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宣传，而不是在进行生硬空洞、机械乏味的说教。我国的广播电视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出发，时政新闻也应当树立受众观念，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报道。

　　树立平衡报道的理念，改变片面性思维惯性。我国的新闻报道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其本身也具有以负面报道为辅的含义。胡耀邦同志曾提出，“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 (2)这其实是一种高超的宣传艺术。而现在的时政新闻节目，“二分讲缺点”也未做到。究其原因，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主管部门把关的依赖心理使他们形成严重的思维惯性，担心不准报道或不准以某种方式报道使他们畏首畏尾。为了稳妥，为了减少麻烦，就循规蹈矩甚至自设牢笼，消极无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未形成平衡报道的习惯，而是习惯于只说一面之辞，不习惯在总体肯定的同时指出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习惯在看到事物一个侧面的同时看到事物的另一侧面。

　　对时政新闻节目的改革，一个必须反复思考的根本问题是，这条新闻值得播出吗?判断这个问题的标准就是尊重新闻价值规律，尊重和维护公民的知晓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突破僵化的报道思维惯性、形成平衡报道的习惯、改进和创新报道技巧方面有较大的改善，通过拓宽报道领域、公开决策程序、加大监督力度、传达不同意见，时政新闻节目的变革可能会迈出可观的步伐。

　　（二）借鉴民生新闻的方法，转换视角天地宽。

　　民生新闻不是一种内容的划定，也不是一种节目的类型，它是一种崭新的新闻观，是一种观察问题、发现新闻的角度。说到底是新闻工作者的立足点问题、群众观念的问题。党和政府目前最为关注的经济建设、“三农”、教育、再就业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只要稍加转换，同样也是百姓最为关注的票子、房子、孩子、车子、位子，视角转变之后的新闻更能吸引百姓的目光。

　　追求平民化的报道视角，体现普通群众的话语权。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时政新闻节目主要锁定的目标人群是党政干部，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被看成是精英的节目。对关系普通群众生活、生存实际的事件或问题，我们习惯用领导干部的眼光、管理的角度去分析。例如，对于住房建设的热点问题，不少报道仅关心房地产业能为GDP增长带来多少贡献，还有一些热衷于报道房价与生活品位、个人地位的联系。这样的报道角度，没有考虑广大群众所关注的实际问题，报道不可避免地脱离了普通群众的实际需要。与此相比，民生新闻则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普通人的价值取向观察和思考问题，用平视的角度去体察和叙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涉及住房、交通、医疗、子女上学、城市建设以及农民生活等焦点、热点话题上，民生新闻改变了过去主要反映业内人士、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和建议，而是更多地让普通群众“出镜”，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观点，使新闻报道更准确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人民群众应有的话语权。

　　从“点”入手，报道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目前，在时政新闻内容改革方面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为时政新闻的改革就是减少或压缩会议和领导干部活动的报道份量。于是，有的广播时政新闻节目减少了领导干部的音响，电视新闻节目也少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镜头。在撰写新闻稿时，将领导干部讲话时的一番 “指出”或“强调”翻版成为单纯的“会议提出”或“会议要求”，把领导干部的一系列“视察活动”改写成“工作调研” 报道，最后再加上“某某领导出席了会议”或“参加了这一调研活动”等等。这样一来，时政新闻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实际上仍然无法提高视听率。这是因为“伪改革”后的时政新闻依然停留在形式层面的“剪”和“贴”，未能触及受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普通的群众、媒体的受众群，他们关注的是党政领导能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级政府组织在某时间段，为群众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信息与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而值得去关注、主动去参与？因此，时政新闻记者、编辑应该像民生新闻的采编人员一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出发，学会善于透过领导干部会议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听一听、看一看他们究竟为民办了什么实事、解决了哪些难题；政府出台了什么惠民政策，然后把值得新闻媒体报道的“亮点”挖掘出来。一提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活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领导在台上讲话、到处“指示”的“声音”，台下参加有关项目剪彩、会见贵宾的“镜头”，这些刻板印象的形成，我们广播电视长期以来的模式化报道有着不可推御的责任。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走出机关、下到基层，真正把群众的利益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记者如何报道这些活动？如果还是走“套路”，时政新闻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既对不起相关领导，又失去很多受众。事实上，受众还是乐意听到和看到能体现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行动的报道，尤其是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走近易被人淡忘的困难群体，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碰到的实际困难的报道。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能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力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报道，也有相当大的市场视听份额。作为时政新闻，在报道领导干部活动时，应该善于从“面”上抓“点”，力求能够捕捉领导人活动中生动的、能体现务实为民的细节，才能给受众留下良好的印象。

　　消化有效信息，“解读”政令。时政新闻承担着传播党的方针、政令等重要任务。记者采访大多习惯向有关领导或相关部门索取有关的资料，然后根据材料整理成新闻稿并进行现场录音或拍摄图像。在时政新闻节目改革中，有的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已跳出条条框框，在“活”字上做文章，进行了时政新闻改革的探索。如会议报道，既有会议场面，在照顾领导干部的镜头和传递同期声的同时，又注重新闻链接，增加场外的有关资料或相关材料，使新闻具有立体感。语言也是重要的方面。没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缺乏生动活泼的表述，当然没有视听市场。民生新闻之所以深受广大受众欢迎，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新闻语言的平民化，大量使用人民群众的“原生态”语言，使稿子生动有感染力。那么，时政新闻记者编辑应该怎样做呢？首先，记者在采访时要了解、通读有关领导、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吃透、理解、提炼与民众有关的有效资讯，采用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包括语言、字幕、音响、图表等，把经过解读、消化、理解、翻译的有效信息挖掘出来，报道出去，相信视听率一定会提高。

　　（三）发挥广播电视优势，改进创新报道方式。

　　发展“资讯式”报道。我国港台地区媒体常用资讯一词替换“新闻”。因为资讯比新闻的范围广泛，强调实用性。“实用”，一是指有用，其内容和公众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可以成为公众行动的指南；二是指有效，公众可以便捷地从中获取和使用信息，强调传播的到达率。时政新闻资讯化，是实现新闻传媒告知功能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快了政务信息公开化的步伐，这就为时政新闻实现资讯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与媒体沟通的渠道尚不够畅通，公众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方便地获取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时政信息。发展“资讯式”报道，意味着除了对那些特别重大的时政新闻做特别报道之外，提倡一般性的时政新闻朝着资讯化方向发展，以改变时政新闻冗长、乏味的现状，保证信息的量和质。一些新闻周刊为了突出重点而又大事不漏，往往在报道重点之外，以“一周声音”、“时事快递”等方式把这一周内的其他事件简明扼要地加以报道，这也是资讯式报道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信息处理方式。

　　更多运用“直播”方式。现场直播的优势在于报道与新闻事件同步，现场感强烈，对受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上演播室主持人和嘉宾穿插新闻背景介绍，受众可以更立体地了解新闻事实。今年5月12日，汶川突发特大地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都展开了多次现场直播报道。尽管我国的电台、电视台对现场直播的控制能力还不够强，但通过现场展示出来的时政新闻，使人耳目一新，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中展现了其自信和个性化的一面。现场直播的效果好，但要求也高，难度很大，前期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组织、安排。特别是时政新闻，因为传播的同步性，稍有差错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

　　处理好“事”与“人”的关系，学会讲新闻故事。时政新闻在人物与事件关系的处理上，常见两大不足：一是就事论事，见事不见人；二是即使以写人为主，也难见其个性。这与记者没能摆正自己和事件中人物（主要是领导同志）的关系有关。一些记者面对时政报道的对象，习惯于仰视、远望，以至于展现在受众面前的领导人，不苟言笑、千人一面、缺乏个性。诚然，我国的时政新闻中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道必须十分谨慎，但谨慎不是“不为”，而是要恰当地“有所为”。从总体上看，我国媒体对领导人的报道过于保守，其实完全可以再丰满些。亲民爱民固然是一种风格，幽默诙谐、正直有力或睿智精明等个性特色，也可体现于领导人言谈举止之中。能不能抓住其个性，真实生动地再现领导人的风采，在于记者善不善于观察、发现，也在于记者是否具有创新精神。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当晚，普京总统在私人别墅举行家宴欢迎胡主席。按常规，对此次晚宴只能是用寥寥数语（而且是程式化的语言）进行报道，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现场的记者郭亮，注意晚宴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并作了报道：“晚宴就像朋友间的私人聚会，两对夫妇各自带着一个翻译，没有任何随行和外交官员参加。这在国际交往中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它既表示了中俄关系的特殊性和亲密性，也表明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政策未来走向的一种关注。当天下午，胡锦涛和普京都穿着衬衣，外套西装，而衬衣最上面的扣子都没有系，显示出一种很随意的样子。普京手里还拿了一束鲜花，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等待约会的年轻人。当胡锦涛夫妇到来时，普京把花束献给了刘永清。”报道中使用了“衬衣最上面的扣子都没有系”、“普京把花束献给了刘永清”等细节，这不仅无损领导人的形象，而且使两国元首平添了亲和力和人情味。

　　科学编排，增强时政新闻节目的有序性。如前所述，时政新闻节目编排有一套长期以来形成的模式，有若干不成文的原则性规定。但是，随着客观实际和社会新闻观念的变化，这些编排原则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固有的编排原则已经不适用或者可以废除，而是在构思和编排节目时，应当适应客观实际和社会新闻观念的变化，对几十年形成的模式化编排陈规作出大胆改进，强化受众本位意识，把受众“欲知”、“应知”、“未知”的新闻放在节目的重要位置。改变时政新闻节目的编排方式，说起来简单，改起来也不太难，关键是广播电视的主管领导和新闻节目编辑的思想观念能否更新、能否善于与党政领导沟通并达成共识，从而科学、合理地编排新闻节目，把最有价值、时效性最强、受众最关注的新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使节目编排有章法、有波澜，达到持续吸引受众注意力的目的。

　　时政新闻节目必须变革，而且现实地看，这种状况也正在改变，只是这种改变的力度还太小，改革的步伐还太慢，已经不能跟党和国家建设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节奏保持一致。学者李良荣在《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一文中说：“时政报道是中国新闻报道中最后一个堡垒，一旦时政报道能突破，中国的新闻传媒可以与世界任何传媒抗衡。”的确，时政新闻要改革，需要广播电视工作者在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节目才能不断焕发活力，常办常新。应该说，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时政新闻节目的改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参见何志武《时政新闻“结构性缺失”的实质及其变革》，载《城市党报研究》2004年第六期。

　　(2)转引自何志武《时政新闻“结构性缺失”的实质及其变革》，载《城市党报研究》2004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