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周亭：流量是敲门砖，但不能让算法当总编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这一表述的变化，既是对现实挑战的回应，也标志着国际传播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本期传媒大咖秀，中新社“庖丁解news”专访了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周亭，从实践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国际传播的关键逻辑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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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写入”

　　意味着什么？

　　周亭认为，这一表述重申了主流媒体在当前我国战略传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职责使命，同时对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提出更高要求。

　　在周亭看来，这一轮升级集中体现为三大转变：

　　一是从“规模”到“效能”的转变，主流媒体的数量，产品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了，下一步要回应国家对传播实效的迫切需求。

　　二是从“布局”到“赋能”的升级，主流媒体的工作，从强调国际覆盖进入深耕细作阶段，主流媒体要从中国对外宣传机构变为专业国际传播机构。

　　三是从“防御”到“塑造”的突围，主流媒体要在全球叙事竞争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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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媒体的

　　核心优势是什么？

　　当前，AI技术影响着各行各业，智能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国际传播主体愈发多元。很多人不禁疑问：在信息传播的门槛不断降低的时代，主流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周亭给出了答案：主流媒体是权威信息来源，是国际社会识别可信信息的重要坐标。

　　她表示，“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制度化的事实核查、多方信源验证机制，在信息迷雾中建立事实基准线。”在AI伪造音视频、虚假信息泛滥的舆论环境中，这种“可信锚点”价值千金。

　　周亭表示，主流媒体是国家叙事的主要承担者，这是自媒体难以替代的。这份角色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在时间维度上，主流媒体通过对历史连续报道建立叙事纵深感，破解碎片化传播的认知浅表化；

　　在空间维度上，通过驻外记者站网络实现多节点响应，形成传播的地理协同效应；

　　在话语维度上，统筹时政、经济、文化等多声部叙事，构建立体的国家形象谱系，这是自媒体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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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传播如何被信任？

　　国际传播不仅是为了被看见，也是被理解、被信任。这一观点正逐渐成为学界与业界的共识。

　　周亭表示，被看见是被理解的前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处在从解决存在感，向提升认同感跨越的关键阶段。”

　　围绕这一转变，她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拆解为三个递进阶段：

　　第一，在被看见阶段，我们要解决“信息供给赤字”。在涉及核心利益与发展叙事的重大事件中，必须确保中国视角、中国事实的准时、准确、完整送达。

　　第二，在被理解阶段，我们要推动“意义共建共享”。传播的核心要转为促进可理解的对话。这要求我们运用对象国受众的认知框架与情感语法，将中国故事转化为可讨论、可关联、可共鸣的公共议题，推动从“单向告知”到“双向阐释”的转变。

　　第三，在被信任阶段，我们要实现“信任资本积累”。它既建立在我们一以贯之的理念和行动上，也建立在长期、一致、负责任的传播行为之上。它要求我们的传播内容不仅真实，而且契合普遍期待与共同价值，通过持续供给解决问题的新知识、新方案，逐步赢得可信、可敬、可靠的声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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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算法当总编辑

　　在这三重逻辑之下，流量的位置也需被重新定义。周亭认为，对于“流量思维”应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它具有现实的“战术价值”。在算法定义信息分发的时代，流量是进入国际舆论场的敲门砖。没有基本的流量，再优质的内容也无法获得分发的“初始动能”，会在沉默中湮没。因此，掌握平台规则、提升内容的“可传播性”是必要的生存技能。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其根本局限。流量吸引的是注意力，追求的是瞬间、短期的情绪共鸣，用情绪标签、冲突框架或娱乐化表达可以获得。

　　而信任的建立则是认同的结果，是长期的、理性的共识累积，依赖可信度、一致性、专业性和价值共鸣，这恰恰是主流媒体的长处。

　　如果只追求流量，无疑让算法当了总编辑，一些为博取流量而刻意迎合偏见、简化甚至扭曲复杂事实的做法，短期内可能换来漂亮的数据，长期看却会严重透支媒体信誉，与增进理解、建立信任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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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传播怎么补齐短板？

　　承认差距，才能更好进步。

　　周亭认为，相较于灵活的社会化媒体、深耕垂直领域的智库或文化机构，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仍存在一些不足，而这些短板恰恰是今后能力建设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首先是叙事创造力，主流媒体在事实呈现、政策解读和议题设置层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把宏观理念转化为国际受众能够听懂、愿意接受、便于传播的叙事表达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例如，一些宏大理念如果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往往难以真正进入国际舆论空间。只有结合具体人物经历、项目案例和现实议题，抽象理念才能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的传播内容。

　　其次是区域国别穿透力，如果对对象国历史经验、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缺乏深入了解，即便表达准确，也可能引发误读。

　　因此，国际传播不能只停留在“说什么”层面，更要关注对方如何理解，这对传播者的区域国别研究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在充分理解对象国社会语境的基础上，内容才能真正跨越文化隔阂，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形成有效触达。

　　第三是技术整合力，在平台化、视觉化、算法驱动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内容生产与分发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短视频、数据新闻、沉浸式影像、多模态表达等，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如果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文字叙事和单一表达方式，就很难适应当下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

　　周亭认为，主流媒体需要主动掌握新媒介语法，包括：数据新闻、生成式AI辅助创作、沉浸式影像等“智能叙事”工具等，用新的媒介语法重组内容。

　　第四是信任构建力，在国际传播中，单一主体的自说自话，很难建立跨文化信任。而信任可以通过关系网络来间接获得。

　　因此，通过与海外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内容共创、渠道共享和品牌共建，逐步从“中国媒体”转变为“可信信息的全球合作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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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传播需要

　　怎样的评价体系？

　　而能力重构之外，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评价体系的重塑。如果仍以数量和规模为主要指标，将难以支撑国际传播能力的真正提升。评价逻辑必须同步转向效果导向。

　　具体来看，可从四个维度来做调整。

　　叙事效能维度，从评价报道数量，栏目数量转向关注叙事框架被国际主流媒体或智库报告引用的频次与态度，以此衡量传播内容能否真正进入国际议程并产生实质影响；也可考察自主提出的全球性议题是否能够进入国际会议、政策讨论或公共辩论之中，进而成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讨论焦点。

　　语境的适配程度，从评价语种覆盖数量，转向评价内容在对象国本土社交媒体平台产生二次创作与讨论的规模；对于涉及当地敏感议题的传播内容，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其在本土关键意见领袖中的情感态度反馈。

　　技术融合程度，从粉丝量、app下载量到评价自研或主导的叙事技术工具(如数据可视化模型)被国际同行采纳的情况；也可以关注AI多模态内容在特定受众，特别是Z世代群体中的实际传播表现，包括停留时长、互动深度以及情感反馈等。

　　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评价合作签约机构的数量，转向评价，与对象国机构联合设立、运营常态化内容品牌或研究项目的深度与可持续性；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被国际权威信源列为可靠信息源的速度与排名。

　　采访：王小日 尹珮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