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视频研究现状综述2026年02月 作者:卢剑锋 来源:中国传媒科技公众号 责任编辑:xwywck
简介:短视频研究现状综述
短视频研究现状综述
近年来,短视频作为新媒体的主流内容形态之一,以其丰富的传播内容、直观的传播形式、个性化的算法推送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广大用户获取信息、表达自我、 ... 内容:
短视频研究现状综述
短视频研究现状综述 近年来,短视频作为新媒体的主流内容形态之一,以其丰富的传播内容、直观的传播形式、个性化的算法推送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广大用户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娱乐消遣的重要渠道。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凭借碎片化、可视化、便捷化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用户,逐步形成了强大的用户黏性。《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超过即时通讯(10.38 亿),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网民使用率 98.3%;移动端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3小时。其中,短视频应用的用户黏性最高,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51分钟。2024年8月 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短视频成为新增网民“触网”重要应用。在新增网民中,娱乐社交需求最能激发网民上网,在该群体首次使用的互联网应用中,短视频应用占比达 37.3%。截至 2024 年 6 月,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 95.5%。数据显示,短视频的日活跃用户数量、观看时长以及用户消费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提升,短视频已成为新媒体应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为全面了解短视频的研究现状,以“短视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检索,截至2024 年 12 月 17 日,共有 5 3904 条结果,其中学术期刊 3.22 万篇,学位论文 1.13 万篇,会议论文 838 篇,报纸文章 3562 篇。本文选取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分析研究。学术期刊共 32237 条结果,发文量在 2023 年、2024 年迅速增长,2024 年的短视频相关文章发表数量就达到了 4895 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北大核心、CSSCI 为来源期刊进行筛选,可以看出短视频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厚且多样,涉及各类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传播策略、传播效果、服务模式和营销策略等方方面面。 NO.1 短视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研究 短视频已经赋能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对短视频的研究涉及各行各业,包括不同领域短视频传播内容、问题和提升策略,涉及非常广泛。其中,被学界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应用。晏青、何丽敏认为,短视频可通过创新内容展演方式,制造文化“被看见”的机会;通过创新内容推送模式,制造文化“被传播”的机会;通过创新内容对话场景,制造文化“被认同”的机会。同时也指出,在短视频拓展了文化生产主体、拓宽文化传播范围的同时,短视频算法逻辑改变内容呈现顺序,建构文化环境与认知逻辑;算法推荐引导内容生产的叙事模式;算法推荐嵌入了多重价值观,深受观看流量影响,改变了内容的议题呈现机制,如此引导舆论,可以构建良好文化生态环境。[1]余榕、于静怡将文化传播具象化,认为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凭借其虚拟社区属性,为非遗传播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对话的“第三种文化”空间。通过对抖音平台非遗短视频的样本分析认为,个人账号仍是非遗短视频传播的主力军;拥有丰富非遗资源的省份仍面临传播力、影响力不足的困境;传播热度高的非遗短视频,主题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紧密,易于打破文化偏见,短视频将非遗文化传播故事化,有人物有感情,极易引起共情和共鸣;短视频平台的各种互动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受众参与,博主易于建立与受众的信任和依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邀请非遗传承人、构建多元化传播主体;丰富表现形式,打造沉浸式体验;深耕文化内涵、保障内容活化等创新非遗短视频传播的模式。[2] 宋航对文化类短视频的情感共鸣进行了详细研究,以 YouTube 平台内热门文化类短视频为案例,归纳出“出海”文化类短视频的主要情感性话语,认为共情作为贯穿文化类短视频 “出海”实践的核心线索应受到重视,据此提出增加体验式内容、运用故事化和多媒体叙事、共享价值观念等方面增进与国际受众情感连接。[3] 文化传播与形象塑造、品牌传播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奚路阳论述了短视频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作用,认为短视频城市空间微叙事成为数字时代城市形象塑造的新范式,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可见性:一是以具身化的空间叙事视角提供城市形象的个性化认知;二是以碎片化的空间叙事内容展示城市形象的内在肌理;三是以多样化的空间叙事话语形式促进城市形象的立体性;四是以流动化的空间叙事过程构建城市形象的连续性符号。同时提出了短视频塑造城市形象的路径: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创统一性城市形象;突破网红思维定式,形成差异化城市形象;优化实体空间体验,建立本真性城市形象。[4] 短视频在图书出版业的运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刘永昶、尹心悦认为文学与影像有共通的文化基因,二者在文学图书短视频中的结合构成了富有张力的互文关系,总结了文学图书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五个主要方面:金句展示与朗读模式、内容解读与书评模式、轻知识科普模式、真人访谈与讲座模式以及剧情设计与演绎模式;并提出了文学图书短视频要细分门类,根据不同主题和不同种类垂直细分领域差异化运营,增强作者、编辑、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鼓励受众进行文学图书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让出版机构、营销机构、网红、普通用户等各类主体参与到影像文本的流动与衍生中来,平台内外部联动构建文学图书的全媒体传播矩阵等提升策略。[5] 短视频可以赋能各行各业。裴琦、林统喜分析了“三农”短视频自媒体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并提出了“三农”短视频自媒体应通过与电商、与乡村治理、与文旅行业结合来赋能乡村振兴。[6] 王鑫对政务短视频从配乐的角度提出了提升内容价值的路径,提出能高度契合主题内容、符合年轻群体风格偏好、强化意识形态、聚焦情感联结、深化情景感知的配乐是政务短视频连接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可传媒性符号”,受众也可以通过创作改编经典音乐,参与叙事共创和构建集体文化记忆。[7] 林婕认为科普短视频作为科技传播领域的崭新力量,凭借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庞大的受众基础以及强大的互动性,已成为普及科学知识、传递科技动态和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关键途径之一,同时也提出了要从建立完善的科普短视频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对科普短视频创作全流程进行规范和引导、赋予短视频情感、促进全民全社会科普、加强版权保护等方面提升科普短视频的传播力。[8] 也有专家学者从整体上研究短视频传播的问题和提升策略,如武海丽认为当下短视频传播存在同质化严重、真实性存疑、投放不精准、缺少互动性等问题,并提出了通过把控短视频开头黄金5秒,创作有感染力的、唯美精致的画面,创新主题和内容、突出故事性和情感性、注重时效性,创新标题制作抓人眼球等方面提升视频制作质量,通过定位清晰、正确选择平台、推动方式实现精准推送、构建短视频传播矩阵、提升技术增强与受众的积极互动等方式推动短视频持续发展。[9] NO.2 短视频在营销推广方面的应用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短视频营销已经成为数字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出版行业、主流媒体、各行各业都在应用短视频营销,学界业界也专门对短视频营销做出研究。王永贵、肖海舰、洪心如借 CiteSpace 分析软件,基于“前因—作用机制—结果”(ADO)框架和“理论—情境—方法”(TCCM) 框架,对既有视频营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构建了一个涵盖视频营销前因后效、作用机制、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适用场景的整合研究框架。[10] 甘从正、付晓静发现运动健康类图书短视频营销存在整体规模较小、内容输出单一、反馈机制缺失的问题,提出从年龄性别研究兴趣进行用户细分,从而提供更符合用户需求的短视频营销内容;同时通过短视频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出版社可以获得用户的观看行为、点击率、评论等信息,进一步了解某达人的粉丝偏好,以便更好地选择达人进行营销合作;通过结合社会热点议题、积极回复用户评论、以投票问答抽奖等活动形式鼓励用户参与讨论互动;围绕短视频建立社群,依靠专业的社群管理团队,激活社群、服务社群,满足用户的社交需求,从而实现用户消费。[11] 刘畅提出了文旅行业短视频营销的三大策略:鼓励 UGC 内容的创作,如短视频征集活动;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营销,精准定位目标受众群体,把握用户的需求和偏好,识别潜在的旅游客户群体,优化投放资源,选择最适合的平台和时间段投放短视频广告,定制个性化的营销内容和活动,实时监控和反馈效果,灵活调整策略,确保营销活动的持续优化和有效落地;多平台联动和跨界合作,深度整合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多平台,互相引流,同时积极寻求与影视、文化、娱乐等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通过与知名品牌、热门 IP 的联合推广,不仅借势提升了旅游品牌的曝光度和知名度,还吸引了更多跨领域用户的关注与参与。[12] 李洁婷研究了如何通过短视频 + 直播的方式销售特色农产品,提出了政府、专业网络机构、专业人才和农户合作运营;内容定位明确,要争取做到原创和差异化,从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加工、养殖以及采摘等环节找到卖点,突出农产品的特色和优势;将独具特色的地方乡土文化与特色农产品相结合,赋予农产品文化价值,通过故事营销形成情感共鸣,形成文化品牌优势。[13] 这些研究对各行各业产品和服务的短视频营销推广建言献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NO.3 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及其社会影响 短视频和其他所有新兴媒体一样,既有着积极正面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如果使用失当、管理缺位,也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短视频负面作用,也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潘俊星、赵小云、吕翠认为短视频成瘾易使人对短视频软件产生消极的心理依赖,无法自控而过度观看视频致使身心受损。[14]李耘耕、黄原认为用户被短视频算法程序主导环境认知,用户和平台都被算法逻辑规训。[15]李幼东、王建强、王紫妍等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初中生短视频过度使用、注意力不集中、拒学行为的显要表现分别为使用短视频会增强与他人的联系、容易分心、学校疏离;三者共存时最重要的影响表现为违抗行为、难以从事持续性的脑力活动。[16] 赖泽仙提出了短视频适度营销的重要性,认为短视频内容过度营销会引起受众反感,短视频情感内容过度突出会让受众无法真正把握有效信息,内容失真会引发受众抵触心理。[17]李颖彦、申启武则探讨了知识类短视频通过影响用户而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认为知识类短视频以其强大的媒介逻辑与知觉技术形塑了互联网知识传播规则,并促使用户涵养出新的感知结构与行为模式,在加深用户对知识速成与知识娱乐化追求的同时,也造成了知识权威体系遭受冲击、思维浅薄化、“知识鸿沟”加剧等社会文化效应。[18] 短视频的泛娱乐化倾向和低俗化倾向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蒋建国认为短视频的低俗导向型娱乐使人们对美的态度日趋“审丑”化。[19] 魏鹏程认为短视频的泛娱乐化,可能销蚀人的理想信念,消解教育效力。[20]赵长丽、杜帮云在梳理了短视频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各种消极影响——信息茧房窄化人的精神需求、享乐主义扭曲人的精神生产、资本逻辑宰制精神产品分配、个人主义异化人的精神交往、消费主义抑制人的精神消费之后,提出了加强算法公开透明、丰富高层次精神,打破精神生产固化、激发全民创作活力,让短视频创作的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构建社群互动机制、消除精神交往异化,塑造可持续精神消费观、培育消费新样态、警惕消费主义陷阱等应对措施。[21] 当然,瑕不掩瑜,短视频传播的正面效果和好的社会影响仍是主流。张艳丰、高靖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健康科普类短视频纾解用户健康焦虑的经验数据,并提出了短视频平台应该强化内容审核与监管,与更专业的团队合作确保专业权威科学,同时也要提高易理解性,健全健康科普传播统一实践标准,进一步提升短视频科普质量。[22] NO.4 短视频的问题与治理 短视频兴起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改变了受众接收新闻和信息的方式,但是作为新兴领域,也出现了诸多乱象,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配套治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优化当中。吴布林、尹建强、焦健提出短视频乱象治理的三个原则: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原则、坚持技术向善理念、坚持协同共治理念,并提出了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规范、出台专门法律法规,明确政企边界、理清各方责任制定平台,内容分级分类管理细则、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建立对企业的差异化监管机制和履责情况的考核评估机制,严格落实总编辑制度,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把控,加强对签约主播的资质审核,抓紧制定统一的视频内容安全技术标准,以技术创新驱动内容治理升级,加快制定短视频领域的算法伦理规范;同时要平衡管控与发展,确保公平竞争,保护用户权益,为企业松绑减负,避免“一刀切”;建立健全跨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畅通全民共治的渠道,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力量,完善社会共治,优化举报投诉渠道,建立重点投诉快速反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督促平台完善创作者管理机制;对短视频创作者进一步强化教育引导,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等等。[23] 从法律法规、社会责任、技术标准、伦理规范、社会共治、行业监督、个人自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短视频行业的治理路径。 李俊文认为短视频新闻的算法推荐抑制新闻用户的需求,限制用户的主体性,出现“成瘾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进入网络信息“茧房”之中,使受众无法全面、客观获取信息,形成了令人焦虑的“算法绑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方法:通过立法限制和规范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逻辑的政府监管,形成相应的问责机制,引导其对优质内容的推送,让平台发挥出公共媒介的社会功能,确立算法推荐的“透明原则”;平台建立“自我治理”机制,算法不能只是一味迎合用户兴趣和获得流量,应让主流价值成为算法推荐的内在逻辑;推行“算法推荐 + 用户选择”模式,加强用户在算法推荐中的选择权,细化算法推荐的选择项,让用户来限制算法推荐。[24] 短视频作为新兴传播行业的相关著作权侵权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影视综节目的二创短视频创作者与影视综长视频权利人间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激化,魏远山认为,现行著作权法普遍遵循的“先许可、后使用”模式与二创短视频创作的 UGC 模式脱节,是导致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而且,畸高的影视综长视频许可使用费,也导致缺乏足够议价能力的二创作者没有足够能力获得许可。魏远山认为,可采用平台集约化许可模式,由短视频平台代表二创作者向长视频权利人获得许可,在保证长视频权利人使用费收益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为二创作者引入长视频版权内容,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侵权纠纷,以合作促进长短视频行业的共赢式发展。[25] NO.5 主流媒体短视频发展路径研究 短视频在新型媒介应用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必将成为与主流媒体融合的重要抓手。各大平台的短视频账号已经成为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既有的整体性研究中,曹素贞、刘静认为,主流媒体新闻短视频应遵循传播规律,适应平台化的信息运作模式,注重“轻体量”“生活化”“趣味性”“贴近性”和“新奇性”;从宏大叙事、理念阐述等角度向微观叙事、交互叙事等方向转变;重塑传播理念,树立平台化、技术化、产品化、社交化等思维,寻求传受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以“事实 + 情感”为内核,辅以情感化、观点化叙事的传播语态,探索共情传播新范式 。[26] 对各级主流媒体的短视频发展也是一个研究方向。万里鹏、谢梦骑、许冰洲总结了县级融媒体短视频“接地气”的重要策略:对地方文化和乡村生活的深度挖掘,亲民的形象与口语化表达的传播策略,短视频形式的创新与高效传播等。[27] 朱晖以中山日报社为例,总结了地市级纸媒转型短视频主要有缺乏专业人才及设备、缺乏足以支持转型的考核机制、缺乏短视频运维思维等问题,并提出了建立通讯员视频团队,广泛征集素材;所有采编人员都要成为视频拍摄者,专注捕捉热点,以内容取胜,分析受众需求做好运营,打造好内容的爆款产品。[28] 李佳奇以澎湃新闻为例,提出了紧跟热点话题、将“快”与“深”结合、迎合用户习惯巧用“置顶”“合集”等澎湃新闻抖音平台传播策略,同时提出组建专业团队,研究平台算法,针对平台的规则和特性优化平台传播策略,避免信息茧房现象;充分应用互动功能,提升互动力和引导力;坚持优质内容输出,打造自身特色等策略。[29] 李仁平以《人民日报》抖音短视频为例,总结出选题注重多元化、人物主角注重群众性、叙事结构注重明确主题等爆款新闻短视频的特点,提出了发挥“PUGC 模式”聚合作用,加大策划权重,激发人际传播;发挥传统媒体优势,坚持内容为王,聚焦共情视角,创新内容表达方式;“把方向”“定基调”做好舆论引导,利用大数据健全舆情跟踪监测机制,优化流程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精准施策把握热点,丰富引导热点的方案举措。[30] 除了有从县级融媒体,地市级、省级到中央级报业短视频的相关研究,还有广电和期刊业短视频实践研究。赵丽论述了广电集团 MCN 短视频经营模式如何从传播技术应用上获得提升和突破,激发产业创造力。她分析了短视频智能转码处理技术、短视频延迟的智能化处理、短视频智能实时视频处理技术等满足广电MCN 短视频传播需求的智能技术,并提出了在传播技术应用上“内容 + 智能”短视频成为传播主渠道,要保证短视频传播质量,对产品质量进行把控和监管,打击电商带货销售劣质产品;短视频算法推荐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筛选机制;建立完善的数据监管机制,定期对数据进行核查和审计,加强广电 MCN 短视频产业数据监管;广电媒体建立专业性的达人团队,可为广电 MCN 短视频运行提供生产、营销、服务等人才支持;可开发符合广电 MCN 机构特色和知名主持人设的自有品牌产品,提升品牌价值和用户黏性,完善广电 MCN短视频运行机制和专业性。[31] 陈党从内容生产、产品传播、品牌打造三个方面总结了央视纪录频道短视频实践的珍贵经验。在内容生产方面,一是以融媒体思维打造短视频产品,二是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寻求与其他纪录片创制机构、短视频平台、个人内容创作者等的短视频创制合作,三是采用新技术和新的叙事方式满足短视频用户需求。产品传播方面,一是充分借助自有和外部短视频平台,二是打造短视频栏目。在品牌打造方面,一是短视频纪录片凸显品牌定位,二是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系列化、开发音频图书综艺节目等内容衍生品、形象授权推出文创产品等方式进行纪录片 IP 开发。[32] 对期刊短视频发展路径的研究,包括对期刊整体短视频生产和传播策略的研究,如朱绍煜认为,期刊短视频在内容生产上要明确目标受众与定位,创新内容策划与创作方式;在传播策略上,期刊短视频可通过拓宽多元化传播渠道,强化互动和社交性传播,扩大传播范围,提升品牌影响力。[33] 也有对不同类别期刊短视频发展策略的研究。刘晶晶、韩晓宁、张昕等对科普期刊抖音号的传播现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科普期刊抖音号建设不足,开通率有限,科普期刊在抖音号运营和影响力方面差异显著。在主题上,应紧密围绕期刊的宗旨定位组织内容生产;在品牌上,打造特定人物,增强互动性;在形式上,通过系列短视频推广内容,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在表达上,利用亲切的网络用语和表达句式,增强趣味性;在传播上,形成新媒体矩阵,协同增强传播效果。[34] 也有学者对主流媒体短视频某个领域传播实践的专门研究。如唐嘉仪、王童辰以“效果”和“能力”相结合的综合目标导向为分析框架,评估中国主流媒体短视频国际传播效能的两级指标体系,效果维度的指标旨在评估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在国际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包括传播覆盖范围、与国际受众建立的情感联系、跨文化理解实现程度等;能力维度的评估指标关注媒体国际传播经营收益、国际传播风险管理能力、全球媒体合作网络构建能力等要素。[35] 李成湍认为短视频是地方主流媒体公益传播的重要方式, 地方主流媒体应注重借助网络社群和数字技术来建构新场景,创新场景化表达。如可以通过公益社群建构,从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上深入了解受众的兴趣、需求和行为习惯,从而更加精准地推送公益传播内容;也可以将内容创意和科技赋能融合,利用短视频构建新场景,为受众提供更多全景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公益服务。[36] NO.6 短视频的媒介批评研究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同样也要面对学者对媒介的判断、反思和评价,也就是短视频的媒介批评研究,这一领域涉及短视频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包括对短视频文本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体制机制与文化等的分析、批判和反思,有的是对传播主体的批判。谭聪认为,短视频平台知识类博主正显现出身体过度在场的症候,博主从讲述到表演、身体上“穿什么比讲什么重要”导致身体过度在场,而知识沦为博主身体表演时的陪衬、博主定位不清导致观点一再缺位。[37] 有的是对短视频平台算法环境影响的辩证思考。王亚楠、宋浩凯、徐铎、李孜骐将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分为探索式灵韵创新和利用式模仿创新,并以449 名内容生产者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感知算法控制影响创新行为选择的理论机制。结果显示:感知算法控制强度越高,短视频生产者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创新;在算法环境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网络社会资本通过增强信任、降低创新压力和认知成本,提升了生产者选择探索式创新的概率;创作收入占比越大,算法控制对探索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越强,而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受雇于 MCN 机构的“组织化”短视频生产者更倾向于在算法引导下选择利用式创新,以满足高效生产需求。本文为理解算法控制下短视频生产者的创新行为提供了实证基础,并对短视频创作者在 AIGC 时代构建差异化内容生产竞争力提出了理论启示。[38] 有的是对短视频价值和审美的反思。柴冬冬、程文韬认为,短视频的生产与传播也是物的弥散过程,物的弥散既有其积极性,但也容易使短视频滑向媒介奇观与感官狂欢逻辑,引发审美虚无;短视频的价值归位需构建作为审美物的文化生产范式,以美的属性与价值美学作为补充,同时还要聚焦引导创作者建立实在性审美立场,提升平台的美学运营意识,着力构建短视频的人民性文化实践审美风尚。[39] 有的是对短视频制造“伪事件”或扭曲“真实事件”的批判。晏青、纪少华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与短视频平台相关的典型性新媒介事件及其视频文本进行剖析,指出了短视频对真实事件和人物的放大、扭曲与变形,即“媒介奇观”;非自然发生、由平台或创作者对事件操纵与推动形成的短视频媒介事件,即“伪事件”,形成了超越真伪的“客观”现实。并分别由于商业动机、媒介技术等造成的虚假人设、虚假事件或虚假商品。[40]短视频场域可能会对真实事件和人物造成扭曲变形或夸张放大,还可能会让人格结构异常重构。杜忠锋、赵俊通过随机抽样方法,从 2022 年排名前十的每个短视频 APP 中随机抽取 15 个评论量在 30 条以上的女性自我展示类短视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现实中的人在虚拟场域中人格关系的状态和关系,包含“短视频主体的自我呈现”和“评论主体的情感表达”两个分析单位,得出了人格结构在短视频场域中的失衡现象:有意识地展示大于无意识地展示、本我宣泄的程度与身体符号展示的尺度呈正相关;感性求快乐的欲望构成评论主体的主要愿望、看客构成短视频传播中的主要群体;超我即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的缺席,并指出“自我展示”的利益驱动、网络身份的“去责任化”、网络狂欢的集体迷失、算法推荐机制的“放大效应”正是现实中正常的人格结构在虚拟的短视频场域出现异常重构的原因。[41] 通过对短视频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短视频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这些研究对如何推进短视频赋能社会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研究内容看,重复性观点较多,创新性观点与理论欠缺;从研究方法看,案例分析占多数,实证研究较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短视频的出现给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将短视频渠道、平台、技术等的作用和效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负面影响,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推动短视频实践和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简介:卢剑锋(1982—),女,山西大同人,硕士,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媒体融合、传媒管理。 参考文献: [1] 晏青,何丽敏 . 从可见性到文化认同:短视频参与文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J]. 当代电视,2024(11):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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