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的本质：主体性、纪实性与社会性的构建

　　为任悦老师著作《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撰写的书评，终于在《中国摄影报》刊发了。对我而言，这篇文章也是此前参加摄影理论人才研修班时，在理论学习与思考上的一份具体沉淀。以下为全文转载：

　　优秀的专业教材如同不竭的源泉，能为从业者提供持久的滋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所著的《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正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指导的力作。新闻摄影自诞生以来就持续叩问“何谓客观真实”的本质内涵，并将此疑问直接代入当下“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生态。本文基于读后感，将围绕摄影师的主体性、作品表达的纪实性与作品内容的社会性3个维度展开论述，分享笔者眼中三者如何共同构建新闻摄影的价值体系。

摄影师的主体性

　　开篇明义，《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揭示的新闻摄影师“主体性”，即“新闻摄影工作者把事实和影像关联在一起的努力”。新闻摄影绝非现实的机械转录，而是摄影师主动的视觉写作。固守“相机所摄即真实”的陈旧观念，容易让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仅为文字配图，则意味着摄影师主体性的丧失。

　　摄影记者的视觉写作，绝非被动记录，而是一个眼脑并用的“再编码”过程：接收、理解现场信息，形成认知，决策“拍什么”与“怎么拍”。这要求摄影师与拍摄对象长时间共处、多方位观看、持续反思，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评估影像的历史价值，勇于破除刻板印象，提供新认知视角。

　　在阅读新闻摄影师“主体性”的阐释过程中，笔者深刻理解了“在场”“目击”“关怀”与“参与”——这4组关键词熔铸成新闻摄影的精神内核，是其产生深远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源泉。“在场”是摄影师的首要职责与力量之源。唯有深入现场进行参与式观察，获取一手事实与切身体验，才能将真实世界的信息有效传递，这正是新闻摄影的终极使命。同样，在视觉写作的过程中，摄影师必须融合个体的真情实感与独立思考，将其注入典型瞬间的捕捉。这一捕捉过程蕴含着三个要点，即“对瞬间的捕捉、对瞬间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瞬间的形式表达”，拍摄需在瞬息间完成站位、高度、焦段、构图与快门速度的精密协调。此外，成功的作品必然包含“刺点”，直指人心，唤起观者的情感共振与参与冲动。摄影师若善用沟通智慧——如建立关键人脉，往往能使工作事半功倍。

作品表达的纪实性

　　纪实性绝非冰冷的现实复制，而是一种充满思辨的阐释——它既是在场的见证，亦是饱含关怀的诠释；既需克制，也需共情。在笔者看来，真正的纪实摄影不简单提供答案，而是抛出问题，迫使观者直面世界的本真状态，激发思考改变的可能。

　　在视觉语言认知层面，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即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可为摄影师打开多维视角。《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书中提到，“摄影记者如果认识到新闻图片和新闻现场的联系不仅仅是相似（模拟），它也可以是一种指示（主观感知的认同），还可以是象征，将会拓展摄影记者的视觉表达”。而由此形成影像文本的“长引用”，可增加叙事的广度。

　　事物的外观本就可以构成一种言说，只是其并不像言语那般精确。但传播中的失实又常源于文字说明而非图像本身。因此，摄影师必须“用两条腿走路”，精进影像叙事的同时，绝不偏废文字的严谨表达。“一图胜千言”有时不过是对思维惰性的掩饰。

　　笔者的职务作品曾被任悦老师评为“艳俗”，深省之下，发觉症结在于过度采用“表现的表达”，而非“记述的表达”，为了满足职务上的需求使影像沦为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批判的“媒介奇观”。《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这本书借用了修辞学家陈望道的分类，指出“表现的表达”是影像的积极修辞，“记述的表达”是影像的消极修辞，而后者以平实记录为目的，避免个人色彩，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密记录客观事物。的确，依据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摄影器材是摄影师感官与能力的拓展。不同器材塑造迥异的拍摄节奏，摄影师应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笔者近年有意摒弃便捷的抓拍利器——全画幅相机，转而拥抱节奏更缓慢、更利于大幅面输出的中画幅甚至大画幅相机系统，追求更深思熟虑的创作，也是源于此理念。

　　新闻摄影深刻参与集体记忆的塑造。人们对于未亲历的历史事件，其认知大多凝结于某个经典画面。当被问及近年记忆中新闻摄影的震撼之作，笔者爱人立刻想到美联社摄影记者埃文·沃奇（Evan Vucci）在2024年拍摄的“特朗普遇刺瞬间”，理由是其戏剧张力令人难忘。特定影像成了历史认知的锚点，但2025年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的归属颇具启示。《纽约时报》摄影师道格·米尔斯（Doug Mills）记录特朗普遇刺的组照（含子弹飞越瞬间）获奖，而埃文·沃奇那张更具个人英雄主义戏剧张力的标志性照片继荷赛后再次落选。

　　评委的选择或许正印证了《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书中引用的以下洞见：“（新闻是）一种社会构建，新闻价值不是事件的固有属性，而是社会协商的过程……新闻不是直接呈现事实，而是在新闻生产活动中通过对文本的选择而进行的组织和加工。”在笔者看来，新闻摄影的价值在于引导受众聚焦“事件本质”，既要避免影像与事实的割裂，防止剥离事实发生的语境而仅让观者沉湎于照片的美学表现，尤其应当让影像的力量突破对单纯戏剧性瞬间的捕捉，同时警惕其走向过度符号化的倾向。

　　为了更好地完成拍摄工作，本书还为摄影工作者提供了撰写选题计划书的工作建议，借以厘清自己的工作思路。那么，本着知行合一的精神，笔者也参考了这一工作方法论，尝试为创作新作撰写了一份计划表格，详细罗列记述了从拍摄内容、对象、动机、方法到拍摄时间表、预算和后期社会效果预期等各方面详细内容，为接下来的创作做好了细节规划。

　　在当下技术变革与媒介转型的时代，《新闻摄影：媒介、技术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摄影记者需以清醒的主体性介入现实，坚守纪实精神的本质，唯有将影像的社会性置于创作核心，新闻摄影才能在“后真相时代”中“帮助我们由看抵达理解，继而消除偏见，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