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打开伴随自己27个春夏秋冬、搬了4次家也未舍弃的一只纸箱，里面藏着我多年来的“秘密”——一位党报编辑老师寄给我的28封纸质信件。

　　手捧这些字迹清晰如初的来信，再次一一阅读，一股暖流不禁又涌上心头。

　　1985年参加工作后，我在一家农业部门从事文字工作。由于下班后喜欢写些属于“自己”的文章，经常向报社编辑部投稿。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北，电脑是稀缺品，互联网还未通达，一笔一画手写的稿子只能通过邮局寄给报社的编辑部，由此便和《新华日报》理论处编辑严东篱有了信函往来。

　　那时，因工作需要，我常到乡村农户家中走访，撰写了许多小言论、小杂谈之类的稿子，却如石沉大海、屡投不中。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我收到了《新华日报》理论处编辑严东篱的来信，信中写道：小吴，你好！写评论得有一个好的角度、题目。无论是小评论，还是大评论，都十分注重“话头”的选择、觅取。否则泛泛而谈，没什么意思。切记！

　　看了严东篱编辑的来信，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当头棒喝”，犹如醍醐灌顶、似有所悟。我反思自己，写文章特别是写评论不是打仗，也不是与人吵架，光有“匹夫之勇”不行，一下子把问题说得那么直白，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说了也是老话重提，空发议论废话多。

　　严老师的28封来信，绝大部分是在“退稿”的同时，针对我的稿子进行“把脉问诊”，然后“对症下药”。如，写评论应该如何写好开头吸引人，如何切准中心不跑题，评论性文章应如何顾及社会效果，等等。我知道，这是严老师从事党报编辑工作的经验之谈，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在他所退回、“枪毙”的稿件里，有些稿子已被他用红笔修改得面目全非；有的文稿里出现的病句、不恰当用词也被他一一斧正了。我想，这既是严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稿，也是严老师在身体力行教我用心做事、严于律己、踏实做人。

　　对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批评指出，对“好稿子”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严老师对于我，是“严师”，但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恩师”。每当收到他“指点迷津”的来信，我都如获至宝，细细品味、认真揣摩，受益匪浅。

　　在严老师的严格要求和启发下，我不再追求写稿的数量，而是多了些冷静、思考和揣摩。那个时候，农民负担较重，各种乱摊派之风盛行。尤其是接近年终，各路人马争先恐后到基层摊派挂历，成了乡村干部的头疼事。我据此写了篇《挂历的悲哀》寄给《新华日报》，不久发表在1993年11月9日的该报上。几天后收到了严老师寄来的样报和一封信，信中还说我写作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夸得我脸红心跳。

　　一位党报编辑，能如此关心、热情帮助基层作者的进步成长，我感到受宠若惊，无形之中有股力量在驱使我奋力前行。在严老师的悉心教诲、开导和点拨下，《由“信插风波”想到的……》《农村“会荒”何时了》《“一招鲜”与“一窝蜂”》等评论稿件先后在《新华日报》刊发。

　　辛辛苦苦写的稿件能在报刊上多发表，是每一位基层作者的愿望。怎样才能提高投稿“命中率”？严老师在1994年的一封来信中也向我解疑释惑、“传经送宝”：各报有各报的特色，编辑也有编辑自己的见解，不能强求一律。会写稿、投稿的“笔杆子”，当经常研究、分析各报特色，然后“投其所好”，这样往往就提高“命中率”。还是要多写，不怕失败。

　　有了严老师的“指点”，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1994年，针对当时“责任状”满天飞，基层干部苦不堪言、疲于应付的现状，我撰写的《“责任状”与“浮夸风”》发表在8月9日的《中国改革报》。1995年，围绕有些地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大搞“万亩工程”、农民不知所措的现象，我撰写了《莫以“规模”论英雄》，发表在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后来，也许是自己工作上勤奋努力、不怕吃苦的原因，抑或是受了严老师精心指教的“触类旁通”、公文写作水平“真”提高的缘故，我担任了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办公室主任，日常事务、文字材料等工作量愈发加重了，闲暇时间不多，我写稿、投稿的机会少了，渐渐地，收到严东篱老师的来信也少了。

　　十分可惜的是，当初我只顾投稿，竟然没有索取严老师的办公电话或者住宅电话，更未能到南京登门拜访，未曾与他谋过面。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曾向新华日报社记者站的同志求助，请他帮我打听一下严东篱老师的近况，最好是寻得他的手机号码。可隔了几天，记者站的同志说，托了很多人，都说严老师早已退休了，怎么也联系不到。

　　也难怪，当年被严老师亲切称作“小吴”的意气风发的我，如今已55岁。看到严老师1995年给我的一封来信里提及自己的年纪50多了，想必他现在已有70多岁了。

　　严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