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个命题看似简单却深奥非凡。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既然人是目的主体，那就应该一切从有利于人的生存、合作、发展出发，西方所谓“爱邻犹己”、东方的“仁者爱人”都体现了此意，“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当代适应新环境的大爱主张。

　　非常不幸的是，当下的世界传播舆论场失去了这种温情的向往，在西方强势舆论的牵引下，从“后真相”这类罔顾事实的新闻乱象，发展到对新闻伦理的迷失混沌，也就是说，居然可以把完全丧失传统伦理的事实解读为合理的现象。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造成10多万人离世，官方与媒体对此认为似乎不太值得予以深入报道，更未为此进行社会性的伦理反思，当然也没有推动形成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

　　这是不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返照呢？凡此种种，迷失现象扩散到了他们对内对外传播的各种场合，以至于别国防疫做得好的，可以解读为做得不好，所谓严控措施妨碍人性人权都是理由。而当别国一旦有点疫情反复出现时，则伦理依据随即反转，立刻从原来自己的主张走向反方向的主张，给人感觉好似“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不知道他们的伦理主张到底是什么。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现在到西方舆论场上不仅很难找到真相，也很难找到过去被他们普遍认可的伦理立场，导致地球村的情绪失控压倒了伦理清醒，人际关系从“与邻为善”，退化到“以邻为壑”，进而违背“人的本身就是目的”善意伦理主张，在新闻中处处显示“以邻为敌”。

　　这是不是一种与“后真相”相匹配的“后伦理”现象呢？不仅学术界有这种观察的初步结论，而且广大受众也有很多直观的感受。这两种现象的互为助伥，在本来应该团结起来抵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直接破坏了相互信任，助推了风险的加剧。

　　在新闻传播界，战后发展起来的哈贝马斯交往学说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真诚是交往理性的起码条件”。就新闻报道题材而言，真诚看似与一切有关，似乎什么也不是。不过，哈氏早就指出，沟通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真诚。这里面除了真实这个条件外，可理解、正当、真诚都与人际的交往伦理相关。现在，西方媒介似乎忘记了这些，把抹黑、曲解甚至敌视作为内在的动力。

　　“主体间性”亦是哈氏交往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通俗地讲就是世界永存不同，主体尽管各异，但有着可以谈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特性是既相容又相异，前提是各自都认同只要有善意，就能相互沟通。

　　在当下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世界上，人们一边要与病毒搏斗，一边还要匡正被西方强势媒介毒化了的舆论环境。但是历史早就告诉了人们，以善为核心的伦理学诸学说，从来都不是在顺境中产生的，不管人愿意不愿意，没有对反伦理行为和舆论的匡正，没有对非正义的压力，就没有相对平和的环境产生，也没有主体间性存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