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高级编辑  杨玉辰

　　我从事新闻工作凡四十年，其中二十余年是在解放军报主办的《军事记者》（原《新闻与成才》）月刊当编辑。1985年我刚调到报社时，杂志老主编袁良就告诉我：干编辑这一行，要紧的是坚持原则，为人正直、正派，对任何人都要一视同仁，不卑不亢。我将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然而，说说容易做到却难。就说“不卑”吧，在一般通讯员面前还容易做到，而在老首长、老权威面前就难说了。而我们这个杂志是新闻理论读物，接触的作者很有一些是新闻界的老领导、资深编辑和学术权威。有一次，我接到一位新闻界老前辈、76岁的新闻理论权威G老的电话，他说要为我们的杂志写一组新闻理论文章，谓之“十论”，要求每期登一篇，连登十次。对这个G老，我一向尊敬崇拜，堪称“粉丝”，可一直无缘得见，今天G老亲自来电主动为我们写稿，作为晚辈后生，我顿觉受宠若惊，连连在电话里表示感谢，并很快达成默契：G老每月在我编发稿件之前将稿件寄来，我立即编发，当月如期发表，从无一丝怠慢。然而就在“四论”发完、“五论”待稿之时，G老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他一方面对我在上期杂志中删改他的稿件大为恼火，严肃提出“要改我的文章，先同我商量一下”，一方面嫌编辑部给他发的稿费太低，说“我在五十年代的稿费就是20元一千字，现在是九十年代，别处给我的稿费都远不止此数”。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把给他稿费多少上升到对他是否尊重的高度，甚至说：“听说关肃霜之死，除了过分劳累之外，就是由于同台演出的歌星一曲可得几千元，而关一台戏下来，仅得60元，她气死了”。言外之意是警告我们，不要因稿费太低而使他成为第二个关肃霜。读完此信，我感到事态严重，先是自责，既而吃惊，认真想想老主编“不卑不亢”的训导，又对这个G老的崇拜渐渐转化为怒不可遏。我当即提笔为G老写了回信，信中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上次删改他的稿件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他的稿件中出现了严重政治错误——他在文章中将毛主席的“知识越多越愚蠢”与张春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相提并论，领导审稿时就因这段话要我撤换稿件，经我据理力争，才同意删去错误段落，使稿件如期发表；同时，也告诉他“20元一千字（每篇80元）是我们的最高稿酬标准”，“继续写下去，我们欢迎；中途辍笔，自然也可”。末尾写道：“来信还谈到关肃霜之死一事，我们不知何意，更不敢乱加猜想。你说‘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这话实难让人接受，不知G老是否觉得话说得过分了。我希望G老还是我们心中的G老”。为防止引起G老更激烈的反应，留下不必要的麻烦或后遗症，我除了将回信的内容请领导审查把关外，还将此信复印备份。领导审读了我的复信后，认为是此信写得“理直气壮，不卑不亢”。此信发走十天后，我收到了G老的回信，大出我所料的是，G老在信中，一改上封信的咄咄逼人，其坦诚、单纯、和蔼的口吻，简直像个纯真无邪的孩童。他首先对他在上封信的态度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说自己当时是“一时心血来潮，说了一通很不得体的废话”，并一再表白“我不是为金钱写作。如果你们认为我那些拙论（指他的稿件“十论”）还有点用，我将继续写完，写到‘十论’”。信末还表示“我愿意同青年人交朋友，如果愿意，欢迎来我家做客”。你看，我的诚挚和“不卑不亢”，竟得到了老前辈的认可，当然也重新唤回了我对这位老前辈的加倍尊重。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对“不卑不亢”的认识就又加深了一层，后来老主编离休后，我就接任他成为这个杂志的主编。在当主编的十几年中，我不知遇到多少资格老、学问深、官衔高、名气大的作者，我一方面真心实意地尊称他们为老师，一方面又秉公办事，不迎合、迁就、屈服于任何人。有个大学新闻系教授，因他寄来的稿件不适合刊用而被我“枪毙”，当招致这个教授来信向我发难并将我告到总政领导那里时，我也我没有向这个“恶人先告状”的教授退让半步，反而认为坚定稿件是否刊发是编辑的正当权力，从而对他采取了“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不予理睬”态度。后来因他没能得到总政领导的支持，他也只有偃旗息鼓了。然而，我对他并不存在个人恩怨。几年后，又与这个教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邂逅，不过，这时的我早已忘却前嫌，对他进行了热情有礼的接待。

　　我常对人说，鄙人就是颗捏不烂、蒸不熟的“铜豌豆”，我行我素，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在我眼中，一个军长和一个士兵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对上用不着曲意逢迎，巴结讨好，对下也不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特别是对于地位、职务比自己低的作者，更不能骄傲拿大，处处摆出一副“我是编辑”的架子。由于我们的杂志当时是面对基层通讯员的，所以接触的大量作者也是部队年轻的新闻干部和基层通讯员。他们大都干新闻不久，采写经验不多，加之部队报道任务重，他们的来稿尽管大都不是“重头”或“主流”稿件，可他们凡在我们杂志上刊登的稿件，都被列入完成任务的统计篇数，所以他们常常是带着有求于我们的虔诚来报社送稿的，我自己不也是从通讯员这条道路上晃晃悠悠艰难地闯出来的吗？对这些通讯员，我既坚持严把稿件质量关，也在尽可能的前提下，予以关照甚至开开“小灶”。

　　一次，我在下班路上看到一个腼腆的战士，因为他帮我把掉在地上的报纸捡了起来，我与他相对一笑之间就算认识了。第二天，我又见到这个战士时，就情不自禁跟他攀谈起来。从他的嘴里得知，他今年已是第三次来报社送稿了，可一篇稿件也没有被刊登过，所以至今他连出差的车票都不敢请领导签字报销。听到这里，再看看身边这个眼里噙着泪水的战士，想想自己当年到报社送稿的尴尬处境，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我们的杂志上有个《刊中报》专栏，是专门为基层通讯员练笔和一吐他们初学写作的酸甜苦辣的。于是，我就把他给我讲的情况列了个写作提纲，让他晚上加个班写出一篇千字短文。他立刻受宠若惊般地破涕为笑，高兴地转身回招待所写稿去了。第二天一早我上班时，他已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了。就这样，经过我一番修改润色，他的稿件终于在不久的一期杂志上发表了。就因这篇终于变成铅字的“第一篇”短文，竟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由于他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稿件，年底，他不仅获得部队报道一等奖，还荣立三等功一次，第二年又被选拔到军校学习，临走前，他特地来北京向我告别，并带来家乡两瓶“高粱烧”以示感谢。面对他的“礼物”，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应对语句，刚说了一句“编辑有纪律，不能收礼”，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得，我也破破例，收下这个战士的一片真心，但因我至今滴酒不沾，当即将酒分给办公室的同志，并请这个战士到我家吃了一顿午饭。这个战士三年后回到部队，被部队任命为新闻干事，成了排级军官，不久又被调到一所军队院校当新闻干事。虽说后来他也給我来过几次稿件和信，但因稿件“不对路”，我始终没有回他一封信。  c'r今已经走出人生的低谷，不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路了。与其给他“锦上添花”，不如再选需要的对象去“雪中送炭”！就是凭着这一做人原则，我当编辑20余年来，虽没有结交一个高官显贵（即使原来不错的同事或朋友，日后一旦成为高官显贵，也都逐渐被我疏远了），却结交了数不清的“忘年交”，与上百个年轻的基层通讯员交了朋友。如今我虽然退休了，可仍旧有基层的朋友找上门来与我谈心，许多来北京送稿的朋友，宁可不到发稿编辑家拜访，也要来看看我。每当新年前夕我收到各地青年朋友寄来的贺年片时，我就涌上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并欣慰地想：这或许就是“不卑不亢”的处世哲学给我的丰厚报偿罢！

　　文末，我还想补充几句题外的话：当编辑固然需要不卑不亢，可做什么工作不是如此呢？特别是在当前趋炎附势、骗上凌下、媚强欺弱成风的时候，“不卑不亢”这样的起码做人准则不尤其需要发扬光大吗？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啊。作为编辑的我并非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有点粗浅的体会而已，但我愿意与看到这篇拙文的读者们交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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