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拍假照片就是用图像的方式讲假话嘛！

　　2. 做记者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大众读者，所以对新闻记者谈使命也好，谈责任也好，应该超越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标准。在我看来，是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3. 我在采访中第一提醒自己的就是，不干预被摄对象。抓拍——这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个前提条件。

　　4. 喜欢摆弄别人的人，是不适宜当摄影记者的，还不如去当个导演，去拍个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那才过瘾呢，一切以导演为中心。

　　5. 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 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6. 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7. 不要轻视每一次采访，而只要带着照相机，你的职业状态是最重要的。

　　8. 一个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莫能比在重要新闻事件中拍到精彩照片，并能在读者中产生大的反响更令人满足的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9. 读书是不能为自己设置禁区的。否则，人的思维便可能陷进一种单一的僵死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

2003年，5月11日，地坛医院的SARS病房

　　陈：很多人认为：贺延光首先是个革命者其次才是摄影家，你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摄影 界的“良知”。你甚至就是一个“正义”的代名词。

　　贺：革命者？你不是在骂我吧？至少，我现在不把“革命者”当作一个好的称呼来看。格瓦拉是这类人，输出革命，崇尚暴力。但现在那叫恐怖分子。我看现在有的年轻人穿着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莫名其妙，挺吓人的。

　　陈：这个评价不是空穴来风，是大家所看到的你平时表现出来强烈的责任感。胡武功就说：“我不如贺延光，他首先是一名革命者，一名勇士。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的政治激情和民主渴望以及对国家百姓的关怀对我都有撞击。”在你身上，找不到静观、冷漠、局外、粉饰这样的字眼……

　　贺：我是个新闻记者，是用照片说话的人，形式上异常温和，哪有这样的革命者！再所谓“正义”、“良知”，作为个人怎么能够承载这么重的东西呢？

　　做记者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大众读者，所以对新闻记者谈使命也好，谈责任也好，应该超越一党一派的利益和标准。在我看来，是否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是评价新闻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尺度。

　　2003年4月30日，一位患者痛苦地煎熬着，与他同患非典的妻子数天前已经去世。

　　陈：改革开放以来，你坚守记录精神，经历了中国许多的大事件。我们知道你一直是抓拍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可否在这里认真谈谈你的新闻摄影观？

　　贺：抓拍和摆拍，看起来是个拍摄方法问题，但实际上，它根本上反映了新闻摄影中两种根本不同的理念问题。新闻是什么？它是新近发生的能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事实，它不是记者们设计或者生造出来的故事。而抓拍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将事实摆在首位。而摆拍，强调的却是作者的主观意念，是为达到人为的目的去按动快门的。如果说，新闻摄影的摆布导演曾风靡一时，但那是那个时代的事。那是个什么时代？“政治挂帅”，“一切为政治服务”，整个社会形态都是虚假的，新闻摄影弄虚作假当然“理”在其中了。

　　我有生第一次见到的摄影记者就是如此。三十年前，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 领导说人民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我们几百人被安排挑着筐往庄稼地里送肥料。记者要求 我们排成一队，队形要走出“之”字型，他们站在一个高处拍照。据说，这样画面好看。 我们嘻嘻哈哈的，一遍一遍按要求走。后来，领导说，记者来电话了，说拍得不理想，过几天还要再来一遍。大冬天的，多冷啊，我们没有怨言，为配合宣传，一切都是应该的。 现在我们再翻看那个时期的摄影刊物，反映生活的作品“红、光、亮” 式的比比皆是，很多新闻照片都是设计出来的。

　　当改革的春风吹进摄影界时，我们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作品，开始看到了外国人拍摄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才会有全新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摄影界，尤其是新闻摄影领域，展开了抓拍与摆拍的大讨论。虽然观点各异，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俗话说，兼听则明，这对我受益匪浅。

　　我的运气不错，赶上了一个开放的时代。

　　陈：你拍照片真的从没摆布过？

　　贺：谁说的？我也走过弯路。刚当记者之初，我也受过去的影响，拍新闻也摆拍，甚至采访前在办公室里要先画个草图。我把那种采访方式总结了八个字：领会精神，组织画面。 你说荒唐不荒唐？！

　　陈：后来你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

　　贺：拍假照片就是用图像的方式讲假话嘛！假如你有个邻居经常在你面前说瞎话，你怎么看他？假如你拍的照片经常与读者的常理判断有出入，人们怎么看你？作为新闻记者，你的照片已经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了，你在某种程度甚至是在表达一家报社的立场和态度，稍有闪失，损害的是媒体的声誉。

　　王志平曾跟我说过一件事，那年他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看到一个影展，叫《虚假的历史》，其中展出了不少中国的照片，都是改头换面的，每张作品旁边还都有未经篡改的原作摆在旁边，多丢人啊！你怨谁？怨主办者？人家批评你也好，讽刺你也好，都有根据呀！这时，假照片损害的便是国家形象了。

　　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用你的新闻观影响你周围的人，而且立场坚定，不容质疑。

　　贺：我们国家的新闻摄影史上，采访的摆布导演和照片的弄虚作假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所以，我对我们报社新来的摄影记者都要讲，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你不仅要了解那些好照片是怎样拍摄出来的，你还要知道那些假照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警示作用和示范作用同等重要。作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我也常和新同事说，我允许你拍不到好照片，这是和你的采访经验与技术表现的积累有关；但绝不允许你拍那种虚假照片，因为那完全是人的道德问题。

　　2003年4月30日，麻醉医师刘子军（左一）和其他医生正在病房里抢救一名危重病人。

　　陈：为什么明明知道摆拍是恶劣的行为，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任意摆布被采访对象现在仍随处可见？

　　贺：简单、省时、省事。记者用这样的方法几分钟就能“完成”任务，根本用不着认真了解事情的背景啊，深入观察什么细节啊！再加上有权处理照片的编辑多也不是专业人士，习惯采用这种照片，记者就投之所好。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丰厚的弄虚作假的土壤。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全社会更多人的不懈努力，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还觉得，喜欢摆弄别人的人，是不适宜当摄影记者的，还不如去当个导演，去拍个电视剧、电影什么的，那才过瘾呢，一切以导演为中心。即便能如愿以偿的话，我还是要提醒他们，观众对于电视剧、电影，明明知道那是编剧编的、导演导的、演员演的， 但我们听到人们常常这样评价它的好与坏：不错，挺真实的；什么玩艺儿，假了巴叽的！

　　陈：新闻摄影的抓拍，难度到底在哪儿？

　　贺：难在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生动性的统一。不是不干预被摄对象就能确保影像的可靠 ，因为有的当事人已经发现有记者为他拍照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你，甚至会主动地为你做出某种姿态来。此时，常态已发生了变化，你虽没有干预，照片一样发“假” 。准确性是指我们对新闻的认知程度。一位护士在“非典”期间的婚礼，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都是真实的，那我们究竟选择那个瞬间更能表现这个不同寻常婚礼呢？生动性是指人物的表情、姿态与他人或环境的相互关联中对读者产生的吸引力。通常的情形是，画面的细节愈是与众不同，照片的感染力就愈大。

　　新闻摄影抓拍的难度无时不在考验着记者的职业良知、认识生活的能力和影像表现技巧的水平。

　　2003年5月1日深夜，非典病区的医护人员仍在忙里忙外。

　　陈：什么决定你对新闻的选择和拍摄？

　　贺：一般讲，每当有新闻发生时，我都要进行三个判断：这事儿值不值得去？这是价值判断；这事儿能不能拍到好的照片？这是影像判断；照片能否及时发表出去？这是传播判断。当然，并不是三个判断都得到肯定才拍板，有时候只要两个条件具备就可以下决心了。

　　到了新闻现场，我仍要不断地提示自己：这件事的背景我是否清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 环境的关系我是否明白？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才能保证影像的成功？因为凡事只有自己弄懂了，同时必须获取了生动的图像，才有可能向读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3年天使的眼睛——5月1日，两位护士正准备将一束节日鲜花献给患者。为抢救非典病人，地坛医院医护人员已连续工作一个多月了。

　　陈：前年年末的一天，你当天的任务是去人民大会堂拍摄杨利伟做报告。可第二天你见报的照片却是路遇的农民工。对于这件事，我记得你说过：“我不会拒绝拍摄杨利伟，可是我更不会放弃对底层的关注”。

　　贺： 那天，我去人大会堂拍摄作飞天报告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可谓是件大事情。但在路上，巧遇一队民工扛着行李过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的照片说明是：“11月7日，一队民工在打工路上艰难行走。头晚，北京突降大雪，数百万棵树木被风雪折断。（下图）”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命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不也刚发生过温 家 宝 总 理为基层群众讨工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上天的杨利伟和地下的农民工都是我们国家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难分得清他们孰轻孰重。所以，何为大事小事？对摄影记者来说，真实记录不同人群不一样的命运，价值是一样的。

　　陈：关于参加各种摄影比赛，你觉得它对摄影者真的那么重要吗？

　　贺：我很理解，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作品第一次见报，第一次获奖时也沾沾自喜， 甚至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快乐。当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照相机，人们喜欢摄影就跟你喜欢钓鱼他喜欢健身一样，成了一 种生活时尚。每年各个级别的影赛多了去了，奖金一个比一个高，获大奖的人的名字我们根本就记不清。但得过大奖的是不是都是摄影家都是名记者？恐怕事情不是如此简单，就如同唱歌的有的是但每位歌星却不能等同歌唱家一样。

　　陈：布列松就一个奖都没有得过。

　　贺：我现在评论一个摄影者的水平，根本不会受他一两幅获奖作品的影响，至少要看他十幅二十幅照片，才能得出基本的判断。 要清楚，摄影越普及，人们对专业摄影人的要求就越高。参赛获奖是好事，但不是职业摄影人追求的全部。我的体会是，一个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莫能比在重要新闻事件中拍到精彩照片，并能在读者中产生大的反响更令人满足的了。所以，许多时候，你的作品比你的名字更重要。

　　陈：前年“非典”时，你拍的《面对生命》、《SARS病房》多次获大奖，难道不重要吗？

　　贺：获奖肯定是个鼓励。但作为当事人，我心里还不算糊涂。表彰“德艺双馨”时我发言说，我曾翻阅了权威单位印发的全国新闻界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抗击“非典”获奖名录，前前后后有几百人，但所有获奖的报道都是4月17日以后出台的，当然也包括我的 。这不是巧合，它从另一方面说明，在SARS肆虐传染的头几个月，媒体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本来，我们记者应该介入得更早，做得更好，可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是获奖了，但你能说那个奖的含金量有多高？如果我们清楚了这个背景，认真地反省和反思，是不是比哪个奖杯更有意义？

　　陈：2003年，普利策曾把一个重要奖项颁发给《今日美国报》制造出的假新闻。有项调查表明：一时间，56%的美国人对媒体失去了原有的信心。

　　贺：我们国内新闻摄影界也从来都不是一块净土，每有重要事件发生，常有假照片应运而生。从时政新闻， 到灾难新闻、社会新闻，从所谓正面新闻，到所谓反面新闻，都有事例，不胜枚举。

　　我曾和同事讲，倘若有人采写一本《假照片的故事》，没准儿就是畅销书呢。相对而言，西方新闻记者比我们更懂得什么叫职业荣誉。

　　陈： “摄影记者的品质就是诚实、勇气和具有悲悯的胸怀，摄影师要追寻和探究真相，这个跟价值观、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正直、诚实、热爱正义，对历史负责任是摄影记者的基本素质。”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记不得了，但这句话是我经常重温的话。

　　贺：2003年，“非典”事件还没结束，我便听说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在医院里拍照时摆布护士 。我在电话里向他提了三个问题：1.照片如果可以这么拍，你为什么要冒险进病房，你有婆孩子，找个影棚拍不更安全？2.假如曾被你的照片感动的读者，一旦了解了你的拍摄过程，那份感动还存在吗？3.圈儿里的人如果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大家就有理由重新 审视你过去所有的作品，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你想过没有？

　　2003年5月1日，同患非典住院的母女俩。

　　陈：在摄影界甚至新闻界，你是公认的素质优秀、品行无可挑剔的专业人士，但在社会上很多人是否认为你的局限、以及知识上的准备不足让你丧失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你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局限？

　　贺：我是典型的那种有经历没文化的那种人。

　　说有经历，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赶上了改革开放，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走进报社以后，又逐步地从一个单纯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变成个复杂的媒体新闻工作者的人。说没文化，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虽然参加过新闻界相当什么大专水准的考试，但与现今那些同行中的大本、硕士比，毕竟没有受过院校系统的文化训练，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顺。

　　我曾教育我那儿子好好学英文，理由是：爸爸要是懂英语，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啦！怎么说呢，我懂英语的话，起码出国采访心里不那么彷徨吧。我也很看重我的经历，但我也常想，有经历又有文化，岂不更好！

　　陈：你看的都是摄影以外的书？

　　贺：也不尽然。圈儿内人出的书和画册也看。但我自己是从事新闻摄影的，总觉得多读点社会的、历史的、纪实的书，效果更直接些，因为我们的镜头毕竟是对着社会和他人的。

　　我们能活多久？一个人的经历太有限啦！多读好书，是延长生命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能学 会“瞻前”与“顾后”，少办错事和傻事。

　　陈：50知天命。你已年过50，看上去你的精神状态和我十八年以前认识的你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热忱依旧、真诚依旧。你认为自己在新闻摄影的岗位上还能干多久？

　　贺：那你说我还能做什么？经商做生意，赔了你负责？当个官儿步步高升？也没人提拔呀 ，再说也晚了吧。每个人的路怎么走，都应该自己设计。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一个人一辈子究竟能做多少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后悔过。国内做新闻摄影的，一过40就觉得老啦，跑不动了。可你看国外摄影师，四五十，五六十，正是经验丰富时，还满世界地到处飞呢。我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当主任早到头儿了，但记者还是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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