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20年，作家张爱玲又有“新著”出版。此次面世的是一部未竟之稿，小说《少帅》。有好事者做了一个统计，说已故作家张爱玲以平均每年出版一本以上“新著”的速度，让在世大多数作家汗颜。段子归段子，关于她的话题，20年来此起彼伏，常常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直接带动了旧作与“新著”销售，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或许要感谢其遗产执行人强大的市场运作能力，每每在上一个话题即将沉寂之时抛出新的话题。当然，市场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谓卖点够多。《小团圆》出版当年，畅销80万册，其火热程度不输当红的90后作家。
　　作家死后变得丰产，或身故后声名日隆的，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王小波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很多在其生前闻所未闻的作品，包括能够找到的残稿，已全部出版。评论、纪念，乃至争论文章大量涌现，有超过30家内地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全部或部分作品，文艺青年至今依然以读王小波为荣。这非常了不起，他的黑色幽默的文学风格和爱智恶愚的价值信念，对当代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还在继续。
　　曾经以一部《荒野侦探》笑傲拉美文坛并横扫欧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智利作家波拉尼奥，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过世后其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命运对波拉尼奥实在苛刻，他一生都在为摆脱经济的困窘而挣扎。他做诗人的阶段，打零工、洗盘子，有时跑到酒店当差，在露营地当守夜人，以及去捡废品。在被肝病夺去生命以前，他一直在写一部名为《2666》的长篇小说，这部鸿篇巨制最终并没有完成，但此书于2004年（作者去世后一年）出版后再次引起轰动。2009年，该书的英译本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甚至被称为25年来最佳西班牙语小说之一，两年后，中文版引进，掌声一片。据说，自从40年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横空出世以来，再也没有哪一位拉美作家能够折腾出如此之大的动静。
　　有些作家在世时，很不期望读者见到自己的某部作品，或者因为有某些难以言说的隐痛，或者不那么满意，又舍不得自己来销毁，便留下话儿说不出版，或者死后再看。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没错，就是写《印度之行》的那一位，他的小说《莫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已写成，却一直压在箱底，直到1970年作者去世后才得以问世。福斯特知道书中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与描写不容于当时的社会，因此将其交由后人评说。同样因为某些因素而不便立即发表作品的还有罗曼·罗兰，1935年6至7月，受高尔基的邀请，罗曼·罗兰进入苏联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访苏期间，他将所见所闻及随感记录下来，访苏结束后，他对笔记作了修改和补充，加写了一篇附记，成为一本完整的作品，题名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至7月》（也叫《莫斯科日记》）。几个月后，作者在封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遵从作者的意愿，这本笔记于1985年才公开出版，此时，罗兰夫妇均已离世多年。
　　硬汉海明威，大家都知道。他在自戕之后，也是作品不断，先后发掘出10多个短篇，一部未完的中篇。其中较著名的有：《流动的盛宴》《危险的夏天》和《海流中的岛屿》，长达1500页的《伊甸园》也是未竟之作。关于遗作，最传奇的其实是卡夫卡。卡夫卡生前出版七本小说的单行本和集子，但是默默无闻。1924年，他病入膏肓，临终前托付好友布罗德将其全部手稿付诸一炬。但布罗德却违背他的遗言，将他的遗作全部保存下来，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定稿），以及书信、日记，并替他立传。遗作大部分连标题都没有，有的甚至是非常潦草地写在稿纸或其它纸上。据说一摞未曾出版的卡夫卡作品现在仍锁在以色列的一个保险柜里，重见天日不知何年。
　　张爱玲还有没有“新作品”？其遗产执行人声称：“据我目前整理家里的资料中，应该是没有了。”但是也不排除“有些遗稿，是夹杂在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资料里，一时间没有被发现”。此外，由于整理张爱玲资料的研究者并不止他一个，“也可以从别的渠道，比如一些旧杂志或研究机构发现整理出版的”。因此，此刻就断言张爱玲将再无“新著”为时尚早。再说了，像《小团圆》那样有史料价值的书还是早日出版的好，起码可以断了那些传记作家臆想张爱玲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