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专访赵启正：作为新闻发言人，问题越敏感我认为越有必要回答（图）

　　　目前赵启正担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赵启正担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力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和建设的赵启正先生近日出版新书《直面媒体20年》，新书的副标题是“赵启正答中外记者问”。

　　新书精选了赵启正在1995年至2014年间，与媒体人士交谈、接受近百家国内外媒体访问等59篇文章，主题亦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等。

　　现年75岁的赵启正，是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1963届毕业生，曾在北京中国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20年，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厂长等职。

　　1984年，赵启正“转型”步入政界。1993年1月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成立，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启正兼任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从那时起，他开始大量接触国内外媒体。

　　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的他，又转型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府“第一新闻发言人”。

　　2009年，赵启正首次亮相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担任新闻发言人。在之后的数次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赵启正的幽默和直率，给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曾在2014年7月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坦言，做官员很辛苦，早起晚睡，这一辈子50年工龄，没休过这么长的假。“我刚休了一个礼拜，因为我退休了。”

　　目前赵启正担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即便离开了新闻发言人的工作岗位，赵启正依然挂心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培养和制度建设。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新闻发言人符合当今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内要求我们政府增加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同时争取公众的支持和监督；对外要说明中国，解疑释惑，增加中国影响力，新闻发布会都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因此，我想借这本书表达新闻发言人的使命和智慧，供大家参考和批评。”赵启正说。

　　他也谈到，新闻发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它和电视台、报纸的传播不同，它是可以对话的。发言人后面是政府的态度，记者的后面是公众的关切，所以双方都要努力。”

　　《直面媒体20年》一书多以问答形式，记录了赵启正与国内外媒体记者对谈的全貌，堪称“原汁原味”。又因为有20年的时间跨度，该书像大事记一样，记载了上海和中国在一段时间的热点、变迁。

　　赵启正自己也在新书《自序》中写道，“整理这20多年的直面媒体的记录，我感触良多。在浦东开发初期，我比较得意地对媒体所列出的上海浦东的社会经济数字，今日看来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到今年4月，浦东开发已25年了，这些昔日数字唤醒我们不少已经深藏的记忆，显见国家的突飞猛进。”

　　2015年10月28日，赵启正再次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访问的内容既有他直面媒体的生涯和对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工作的思考，也有他早年多次谈起的上海与香港关系话题的再思考。专访的内容仍用“原汁原味”的对话形式呈现。

　　采访最后，赵启正主动向澎湃新闻补充说，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时代呼唤我们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中央有多次的指示，给出了工作要点。而这种公开，新闻发布是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它和电视台、报纸的传播不同，它是可以对话的。这种对话，发言人后面是政府的态度，记者的后面是公众的关切，所以双方都要努力，

　　“一场好的新闻发布，绝不是发言人可以独立完成，也要靠记者的精心思考后的好问题。好问题，能够代表公众的关切。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当然就是国际关切。”

　　赵启正说，政府信息公开要点主要是指依法行政、政府行政审批；政府的预算决算特别是三公经费是否公开，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第三个要点就是征地拆迁、政府采购，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分配，还关心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社会保障；再一个是环保、安全生产，这是公众最关心的，也是政府特别希望各地新闻发言人要着重的方面。

　　他强调，对于公务员来说，要全面地掌握两方面，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是接受监督。有的公务员喜欢公开不喜欢监督，怕记者，这是要克服的。“所以我说的发言人是广义的。”

　　对话赵启正

　　“公务员都要增加和媒体接触的素养”

　　澎湃新闻：《直面媒体20年》出版的原因和契机是什么？

　　赵启正：我曾经出版过一些关于新闻发言人的案例的书籍，如《向世界说明中国》，记录了我对记者的接待记录和我的一些演说，曾经再版过7次，但是还缺少浦东工作期间和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工作期间的。

　　出版社这边收到了读者的要求很强烈，他们建议把这两部分补上。量很大，由编辑选择后编成了这样一本书。

　　书里有三部分，包括我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浦东开发办主任期间接待国内外记者，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接待国内外记者，后来在政协当外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国内外记者。早期的整理起来比较费力，那时候计算机还不普及，出版社经过努力，整理了出来。

　　新闻发言人符合当今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内要求我们政府增加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同时争取公众的支持和监督；对外要说明中国，解疑释惑，增加中国影响力，新闻发布会都是重要的方式和途径。这种背景下，出版这本书可以供各界参考。

　　发言人应该是广义的，在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发表见解的背景下，特别是公务员，人人都要与公众接触，都要表达看法、争取监督，所以发言人不是单指狭义的、戴着发言人帽子的专职发言人，应该说公务员都要增加和媒体接触的素养。

　　因此，我想借这本书表达新闻发言人的使命和智慧，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澎湃新闻：这本书中收录的大部分是您直面境外媒体的实录，境外媒体的提问会涉及到当时略微敏感的问题，例如他们有问日本沈阳领馆闯馆事件的、有问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您在回应敏感问题时候如何把握尺度，会不会担心说错话？

　　赵启正：敏感问题往往是国内特别是国际非常关注的问题，越是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越有回答的必要。如果回答必须是清楚的问答，而不是含混的回答。含混的回答，会使敏感的问题更加敏感，延续对方对我们疑惑的时间。

　　对于敏感的问题，我们在平时是很注意的，对它发生的背景、进展的过程、国际主要媒体和国际重要人物的态度、国际民意，以及国内政府的态度、国内的民意，我们都要做仔细的研究，储备在头脑里。这是随着时间每天发展的，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出现，不能用几年以前的见解或情况来对付今天，因此自己要随时了解这些敏感问题的进展。这是一个背景。

　　在回答的时候，能够直率回答的都要直率回答。

　　比如说，有美国重要媒体问我，你们为什么封锁美国之音的广播和网站？早期我们会回答，可能是技术问题吧，线路不好吧。现在我会说，因为你们播出的内容时干涉了中国内政，挑拨了中国的民族关系，有破坏国内社会稳定的恶意，因此我们就关闭了。也就是说，有人在窗外对我们家人喊话，挑拨我们夫妻关系，我们当然要关窗，那样他也没话可说。他可能反过来说，你们的网络我们没关、你们的广播我们没关。我回答，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内容，没有挑拨你们的种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没有干涉你们的内政，所以你也就没有必要去关了。

　　昨天，程曼丽教授介绍了我在日本（回应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被闯事件）的回答。当时的背景是，我在中国并不知道“口径”，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还是出发前一天晚上才听说了。在研讨会上，日本记者不问别的问题了，就问这个问题。（今年10月27日，赵启正新书研讨会在北外举行。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回忆起2002年5月，同赵启正一起赴日参加中日媒体研讨会前，突然听说了日本领馆被闯事件，赵启正在机场对此事进行了研判。——编者注）

　　你在网上可能能查到当时的一些情况，日本共同社有意在中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前放了专业摄像机，拍了全过程。但是他播放的时候是有选择的，把男人冲进去把武警推开的镜头删掉，但是孩子哭、武警把妇女抱住的镜头要播出，孩子哭声要放大，每个电视节目第一个片头就是这个，（当时）一片指责中国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这是太敏感的现实问题了。有的中国大使同志说不了解情况，但我是新闻办公室主任，我不能这么说。所以就有了那样的回答。

　　实际上，我有过多次回答，这是记录了其中一次。我甚至这么说，如果你们不赞成中国阻拦外人闯入你们的使馆，你们可以给中国一个照会，我们不再阻拦。那么你就要准备50人、500人的房间去容纳他们。第二天（事件讨论的）热量明显下降。

　　作为新闻发言人，他（她）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应当是政治成熟、立场正确、敢于承担。他（她）还应该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接收文化。出现雷人雷语往往是文化素养的问题，不尊重记者、对记者发威、不尊重听众、对灾难性事故缺少同情，这都是文化问题。他（她）还要讲究逻辑、有礼有节、善待记者。

　　关于善待记者，我也曾谈到，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他是媒体人，是你的挑战者。

　　有的中国记者不接受了，怎么不是你的朋友啊？我是指在工作场合，不要说私房话。突然来个某报记者，我说一句话，可能立刻成为一个标题党，成为被发挥的、有偏差的话。你的话不是你个人的，公务员说的话是有工作角度的，因此你要负责任。

　　现在一些随意的话，很高（级别）的官员有时也会说。不是你的部下，不要训记者；不是你的学生，告诉记者怎么写是不对的；不是你的敌人，特别是外国记者，问得尖锐的时候你不要生气，你一生气必说错话。理直气壮在心，理直气和在表，就是说你有理不必声高，慢慢道来。

　　“国内国外记者都有政治正确的框架”

　　澎湃新闻：您说喜欢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平时感觉境内媒体记者的发问 “不过瘾”？

　　赵启正：这个也有故事。讲故事不是文学家的故事，讲故事就是讲能够说明问题的实际的事。

　　你问为什么中国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网上有人说，你们是不是把尖锐问题都给外国记者，把温和问题留给中国记者，让外国记者出了风头，中国记者没有风头。

　　原则上讲，我的发布会，没有布置问题。中国记者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估计得出来，这问题你澎湃新闻不问，那新华社也会问，比如现在开发布会，必然会问股市吧？必然会问动迁吧？必然会问PM2.5吧？这都是猜得到的问题。但是外国记者问的问题，我们有时候是猜不到的。并不是说我不可以布置问题，但是我不会布置，这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筹备组的事情，因为如果布置尖锐的问题，那很多同志会不放心的；布置柔和问题，那我们的尊严呢？所以我不布置。

　　中国记者，他的立场应当说还是中国的立场，他不愿意拿敏感问题去刁难发言人。这不是记者不好也不是记者没水平。

　　澎湃新闻：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境内媒体记者在提问前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

　　赵启正：国内国外记者都有政治正确的框架，不过政治原则不一样。

　　关于政治正确，国外是有明确要求的，就是不能和他们的价值观相违背。比如美国记者的价值观，很重要的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其次，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他们一直是抱有不接受、不赞成、不同意，几十年来就这样，这是他们的思维习惯。

　　举个例子，西藏 “3·14”事件后，有个德国记者没走，他发现中国武警并没有镇压行为。他写了一篇报道，讲实际情况，结果回到德国不能发表。

　　立场正确，这已经成为文化和信念了。国内记者国外记者了解的情况、知识背景、对社会的认识不同，因此提出的问题会不同。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有位资深媒体人在座谈会上批评新闻学界对于业界的支持太少。您在学界和业界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以您现在的身份，怎么看这个评价？

　　赵启正：这句话是比较笼统的。我觉得学界和业界两方面都是互相支持的。

　　如果说少数记者不遵守我们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做不负责任的报道，受到批评，那要求人家支持，这个要求就不行了，人家不认为你对怎么支持？他可以支持你改进，但不可以支持你违反新闻采访的原则。

　　我不认为没有互相支持。比如说，我们支持学生到新闻媒体去实习，毕业后到新闻媒体去工作，我们开宣讲会都请业界人士来参加，请业界人士到学校来当教授，各种学术讨论我们也参加，很密切的。

　　“新闻发布不要有意压缩伤亡数据”

　　澎湃新闻：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是有过媒体工作经历的人，他曾说媒体工作经历让他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更了解记者想要什么。您认为是不是有过媒体工作经历的人去从事新闻发言人更合适？

　　赵启正：那当然，我认为是如此的。在国外，很多重要的发言人，总统发言人、政府发言人，确实是资深媒体人的背景。

　　澎湃新闻：那么对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您会更多鼓励他们去担任新闻官呢还是去担任新闻记者？

　　赵启正：两个都鼓励，看人的特长。但是大学生一毕业就做发言人不太可能，因为他年纪太轻、不够成熟，他可以做几年记者再转，或者在政府的新闻部门做一段，由低层的发言人慢慢做起来。

　　现在可以说一个医院一个学校都需要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公共关系部门，这里面就可以配置新闻发言人。新闻专业毕业学生没处去，原因是一些人不认识他们的宝贵，不懂新闻也是一个专门的专业。

　　澎湃新闻：从2003年国新办开始培训新闻发言人、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今已经12年，现在新闻发布会已不再是新鲜事。可以说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往往是最受关注也是最激烈的。我们如何去改进突发事件的发布会？

　　赵启正：新闻发布呢，不是有了事要发布，有了突发事件要发布，而是在日常就要建立本机构新闻发布的机制。

　　这里包括几个方面。第一，要有新闻发布工作的小组，他们平时要关心与本机构有关的社会动态，包括民意、包括政策变动、包括自己同类的其他城市或其他机构的动态，这样就有一个观察和了解，知道国情，知道本行业行情，知道政策。

　　第二，在发生事件的时候，平常要有一些准备，要有议程设置。比如医院，如果发生有人拒绝交费、捣乱、上街，如果发生死了人，怎么办？都应该有一个预案。有预案的话，一步一步执行起来不会漏掉。

　　第三，发生危机事件的时候，新闻发布只是危机处理中的环节之一，还有其他环节。比如灾难，如何让损失减少到最小，如何救治伤员，如何恢复交通等，新闻发布只是其中一个。

　　新闻发布有两个第一并行，一个是准，一个是快。你说我准确不了，因为我要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不是的。你知道多少就是多少，比如“现在火已经熄灭了但是还在冒烟”，你可以这么说，如果后面死灰复燃了你可以解释；比如“据我所知，现在失踪了5人”，这个数字你不要瞒。死亡数字一次一次向上提，给人印象就好像存在隐瞒，也许就是在隐瞒，也许他的确不知道。外国的危机处理，在发布的时候往往说得多，“9·11事件”刚开始发布说上万人，他是不是有意说多我也不便猜测。但是不要有意压缩，你当时感觉多少就是多少。一个是要准要快，然后要继续地更加准确。

　　在报告当中，人比财产更重要。不能在发布会上，说了很多事情，最后再说人员伤亡，这是不对的，首先是人的伤亡，然后才是财产，再是其他。

　　“随着上海的成长，与香港的互补性应该更强”

　　澎湃新闻：您上海工作期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您说这两个城市是互补的关系，虽然同为金融中心，但是形态不同。您现在怎么看香港和上海的关系？您觉得现在这两个城市的差异在哪里？

　　赵启正：我过去是多次谈到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历史背景是，宣布开发浦东之后，有的人是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是真要做。

　　真要做，香港就紧张了。因为还没回归呢，你上海要做成这么好，那香港的位置呢？是要和香港竞争吗？我去英国访问，英国国会议员就是这样问我的。

　　我说不是，（两个城市）是互补的。亚洲存在一个亚太经济走廊，由东京至新加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海上丝绸之路，今天看来我当时这个说法还是不错的。上海和香港是互补的。香港是批发型的金融中心，上海是零售型的金融中心。这在银行的术语里是有的。这样他们就比较放心了。

　　我当时说，亚太经济走廊一路光辉灿烂，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路灯，上海和香港两个路灯比一个路灯亮。

　　BBC特别派两个记者到上海来，就让我说这一句，两个灯比一个灯亮，两个城市是互补的关系，录完了就回去了。为什么呢？香港要回归了，所以BBC专门为这个事情从伦敦飞到上海来，问我这一句话。

　　今天我仍旧这样看。实际上随着上海的成长，这种互补性应该更强，并不是由于上海发展而削弱香港。当然，互补的同时也有竞争，这种竞争是正能量的竞争，并不是要遏制香港的发展。

　　澎湃新闻：那么香港和深圳呢？

　　赵启正：可以说深圳的发展主要是面向香港，它和香港的互补是非常直接的。上海则是面对太平洋。

　　我曾经对基辛格说，浦东开发不能只面对长江流域，而要面对太平洋，我们要吃太平洋的大鱼，要吸收国外经验、国外投资、国外的科研技术。

　　浦东开发，是在深圳开发成功之后，邓小平同志才下的决心。披荆斩棘、冲锋陷阵首先是由深圳完成的，如土地批租、股份制等，都是深圳已经做成功了上海才跟上。因此浦东开发很感谢深圳。

　　澎湃新闻：您对香港的现状怎么看？

　　赵启正：香港的发展要依靠香港人，也要依靠内地的支持，也要依靠国际联系。但首先需要香港人的奋斗和努力。

　　对于海外势力，我们只欢迎那些支持香港发展的力量，而要警惕干涉香港发展的负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