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回到延安     陈二厚/摄

　　穆青同志任新华社总编辑期间，我作为总编室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近5年。这不仅有了天天接触他的机会，也有了了解与学习穆青同志风范的条件。

　　1942年9月，穆青同志迈出他新闻生涯第一步。他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毕业，走进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38岁的他担任新华社副社长。粉碎四人帮，穆青同志恢复了工作，任新华社总编辑。1982年4月，他担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2003年10月11日逝世。

　　穆青知识渊博，在驾驭文字上让人叹为观止。这非凡的能力来自那里？一次我帮他搬家，找到一定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穆青同志迎来乔迁之喜。那时不像现在有搬家公司，打个电话汽车开来，短时间内搬运工就解决了问题。而是谁人搬家都要请亲朋好友或同事帮助。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去穆青同志家帮助收拾家什时，见他的卧室床后白色墙面上，留下一个明显的褐色印记。我问他家人：“这是不是穆青同志长期夜读蹭的？”“是的，他睡前总喜欢看书，久而久之，把那地方刷的大白蹭掉了。”他亲属回答。这个印记留给我的震撼是深远的，它告诉我，穆青同志知识广博，文章如行云流水，蕴意深刻，成为一代新闻名家，都来自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

　　在新华社，穆青同志生活简朴人人皆知，就衣着而言他更是很少用心。一天，一位与他熟识而又快人快言的女编辑来到总编室，请穆青同志审阅稿件。一见面，她就数落起穆青同志：“你看，你哪像个新华社总编辑，衣服上不仅烧出几个洞洞，还油渍麻花，跟卖油饼的差不多。”“你形容得过头了吧！怎的也比卖油饼的穿得好。”他边说边微笑着撩起他深灰色的人民服衣角，给我们这些秘书看。有的秘书“公证”说：“强，但强不多少。”

　　我最早知道穆青同志的名字，是1965年他与另两位记者合作发表的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我还是一名部队士兵。记得1966年2月7日上午，部队组织我们收听广播，内容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讲了焦裕禄作为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不顾疾病缠身，带领河南兰考县群众战胜内涝、风沙、盐碱的事迹。因为我当时年仅19岁，理解有限。后来才知道，这篇通讯播发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在一个月内就为此连续发表了７篇社论。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是穆青同志的又一名篇，发表于1978年3月。写的是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不顾“文革”迫害坚持植棉科研的过程。吴吉昌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以“啥也别想挡住俺”的精神，倒下去爬起来，终于获得成功。稿件播发后，在全国引发了强烈反响。此时我正在穆青身边工作，看到吴吉昌老人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来到北京给穆青带来了他的特殊礼品——干枝棉。这是一株盆栽干枝棉，一米多高的硬挺挺的褐色枯枝上，挂着几十个白花花的棉桃。穆青同志将其视为珍品摆放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累了，就站起围着瞧一瞧。他为什么这般喜爱这株干枝棉？因为它来自于偏远农村，来自一位植棉模范的亲手栽培。

　　穆青同志书法硬朗而又独特，堪称一绝，一些人向他索取墨宝。他一再写下：“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可见人民在他眼中是何其尊贵。

　　他不仅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他眼睛向下，对战斗英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充满感情，真诚相待。作为部长级干部，穆青同志交了很多普通农民朋友。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没少为走进他办公室的“泥腿子”们端茶倒水。这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穆青同志的延安本色。1996年5月，75岁的穆青把他写下典型人物梁雷、赵占魁、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潘从正、孙钊、任羊成、阎建章、郑永和汇集成书，以《十个共产党员》为名，献给党的75周年生日。

　　时至1981年，我已在新华社总编室秘书岗位上工作了近５年，越来越渴望转到第一线，作为记者锻炼自己。我知道我要“转场”，必须得到总编辑首肯。私下，我曾向穆青同志提出过我的请求，他说：“现在总编室秘书工作这么紧张，能走得开吗？”显然，他不同意。

　　到了年底，总编室党支部召开会议，内容是谈心交心，沟通思想。穆青同志作为一位普通党员与会。既然是谈心交心，穆青同志又深悉我的思想活动，我实话实说，把自己想调离总编室的愿望和盘托出，诚恳地希望党支部和穆青同志给以支持和理解。“小张，你先安心工作，你的请求我们再考虑考虑。”可见，在我调离一事上他有所松动。很快，我被调到新华社国内部从事中央科技新闻报道。

　　去国内部工作之前，我向穆青同志告辞，感谢他的支持。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表面上看，记者工作好像很风光，其实往往困难的时候多，顺利的时候少。既然去了，要想干好，就要准备去吃苦。”我那时对记者工作理解有限，更多地看到了记者风风火火走世界，尚不知一个成功记者，离不开勤勉、刻苦、执着，以至不惧艰险。听了穆青同志提示，我表示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尽力。

　　我新闻业务比较熟练后，写出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报道，如“刘徽就是我国数学理论的奠基者”、“除夕爆竹噪声烈”、“我国发现迄今世界转变温度最高的超导体”等。此时，我不满足于跑中央科研机关采访，又起意另辟蹊径——科学探险采访。从中国南沙群岛到北部漠河，从地球南极到北极，我不拒艰险，投身苍茫，终于闯出了属于我自己的新闻之路--科学探险采访。我从南极回来后，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专著《南极历险记》。在我的请求下，穆青高兴地为我的书名题字，以此激励我。

　　在新闻界，领导同志倡导记者要兼顾文字与摄影，争做两栖记者的不少，但又倡导又实践做出表率的则屈指可数。穆青同志不仅就此道理讲得深刻，而且贯彻得最为彻底。早在1986年2月28日，他就在一次会议上，以“文字、摄影两翼齐飞”为题作了专题报告。翻看他出版的《彩色的世界》、《穆青摄影作品选》等专著，从主题选取、影物构图、色彩运用到瞬间抓拍，都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摄影功底。

　　感于我兼顾文字与摄影的积极探索，穆青同志对我的关心和指导越来越多。我为了将我在南极、北极、青藏高原探险拍摄的照片推向社会，挑选了120多张底片，分别放大24寸，在一个会议室摊开，目的是请穆青同志给予指点。在我的邀请下，2001年12月14日上午，穆青同志来了，对所有照片逐张观看，加以点评。他认为“‘极地’号在南极遇特大冰崩”、“扎曲晨炊”、“古树与老人”、“企鹅的家园”等照片很有艺术水准。同时指出，“波密城湿云低垂”等照片剪裁不当，并当场用纸板遮挡标出剪裁线。去掉了杂乱的枯枝。看上去果然主题突出，照片更为醒目。

　　“这个摄影展很有特点，稍作改进便可推向社会，向广大群众普及极地知识。”他肯定地说。然后又问：“准备在哪儿展出？”“具体地方还没有定下，我先制成展览照片，再去找机会。”我回答。“要是在北京展出，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争取参加开幕式。”穆青同志一席话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2003年2月19日～3月17日，我的三极科学探险摄影展在北京东方广场展出。此时穆青同志因为身体严重患病，正在广东深圳休养，难以光临。

　　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记下一笔的话，其中就有我曾在穆青身边工作过，并一再从这位老领导那里得到谆谆教诲，使我在新闻记者岗位上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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