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谭文瑞：带刺玫瑰凝深情”

谭文瑞肖像    刘宇一 作

　　“一束玫瑰花，刺多花不大，有人喜欢它，有人讨厌它。喜欢的，献给你；讨厌的，由它骂。”这首灵巧俏皮的《多刺的玫瑰》，是谭文瑞1981年出版的诗集《多刺的玫瑰》的代序，却也道出了他开朗开放的性格。

　　杂读天下书

　　很难相信谭老已年逾九十。他腰板笔直，咖啡色开衫整洁、雅致，镜片后的目光依然有神，说起话来表情生动、感情充沛。

　　采访从读书谈起。他将自己的读书分为三个阶段：求学期出于兴趣和求知欲，常常由一本书延展到其他好几个作家；工作时是因工作需要，国际时事、地缘政治、各国历史；离休后随心所欲读杂书，看不下去的书就扔下不看。相对于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的吃什么补什么，他更欣赏钱钟书“随遇而安”的读书风格。

　　1922年，谭文瑞出生于广州一个小官吏家庭。少年时，他大量阅读李大钊、鲁迅、邹韬奋的文章，一腔为民请命、维护正义、揭露黑暗的热血，只因当时燕京大学没有法律系，所以选择了新闻。新闻学本身内容不多，涉及到的学科却可以是无限，于是谭文瑞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最难忘是做毕业论文时，他被许可进入图书馆书库，梭巡于书架之间，看到无数平时不知道的或不出借的书，喜不自禁，如蛟龙入海，鲸吸知识琼浆。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大公报》工作。

　　1950年，《大公报》的老前辈范长江征调这位印象颇深的小同事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谭文瑞在努力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广泛的爱好，业余读遍了契诃夫、巴尔扎克、狄更斯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喜欢绘画、音乐一切美的东西，曾将出国发的所有20美元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一本罗丹的画册。

　　建树颇多却道“一事无成”

　　很多人记得，1979年1月1日，广播里传出声情并茂、划时代的《告台湾同胞书》。有谁知道，那充满人情味的诚挚话语，如今已成为现实的通商通航、旅游参观等富于前瞻性的主张，就出自谭文瑞笔下？他却说这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起草”的。

　　又有多少人知道，1985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谭文瑞参与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创建？他将之作为新闻改革的契机，要求编辑记者适应海外读者的习惯，放开一点，选材标题和《人民日报》有区别。面目清新的海外版果然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瞩目，成为无数海外游子竞相传看、心系故园的寄托。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40多年，从编辑、记者做到总编辑，赴朝鲜战场采访、编数以千计的版面、撰写大量的国际评论，参与了众多政府文件和工作报告的起草，陪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各国……他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可谭老却谦逊地用弘一法师曾援引的两句古诗“一事无成人已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轻轻带过。他更在意饱含自己无数心血的近千首讽刺诗，看重作协为他这位老会员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

　　“打油诗”中蕴正气

　　很早以前，他就为苏联作家爱伦堡以杂文笔法写国际评论着迷。1956年，他心血来潮，以讽刺诗替代编后札记，对国际时事做活泼评点。打油诗不方便用编辑部的名义，需要起一个笔名，于是便借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谭》，定名“池北偶”。从此，“池北偶”的笔名便伴随着那些深刻犀利、幽默有致的讽刺诗，还有华君武、丁聪、方成等著名漫画家所配的漫画见诸报端。

　　改革开放后，他将讽刺之刃指向国内，官场贪腐、商场奸诈、文场歪风、市井俚闻、城乡新事等悉收眼底，不仅勾勒出当时的世情风气，许多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有警醒意义。比如《分工》：“此人称‘公仆’，名实不相符。一家两口子，有个贤内助。丈夫当清官，倡廉又反腐；妻子开后门，专门收贿赂。分工做搭档，赃款有进路。老婆若出事，老公装糊涂。”再如《我是他》：“掌握官印戴乌纱，想要干啥就干啥。甘心情愿受监督，检举控告全不怕。笑骂任由他笑骂，并非廉洁胆量大。管与被管同一人，他是我来我是他。”一字一句咀嚼，读得出他对字句、韵脚的锤炼，还有忧愤之下，他对民族、人民的大爱。

　　这种诗配画的形式，因其特殊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受到读者的由衷欢迎和时任中央领导的肯定。胡耀邦在作协会上，谈到文艺创作要多种形式，比如毛泽东的格律诗，还有个池北偶写的打油诗。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吕德润看到温家宝很喜欢池北偶的作品，便将一本2007年出版的诗配画作品集《世态万象》送给温家宝。没想到温家宝亲笔回信，信中说：“他们针砭时弊、讥弹世态的诗画，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也给时代留下鲜明的印记。他们的目光是尖锐的，爱憎是鲜明的，在喜怒笑骂中表现出对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关心，体现了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诗人袁鹰评价：“兴到落笔，诙谐风趣，既有时代色彩，又有文学韵味。字里行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激愤，自始至终充沛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凛然正气。”

　　九十仍牵故园情

　　谭老如今虽九秩高龄，阅读仍紧扣着国家的脉动，他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常看《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上有关社会现实的文章，“思考一下中国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路径”。

　　他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报刊的改革之路。他说：党报不单是党的喉舌，还是党的耳目，首先应该反映民意，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内容“可读、可亲、可信”。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思考诗歌的发展。由唐诗到元曲，本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后来被新文化运动打断，一下子变成了散文断句般的新诗，难以记诵。谭老喜欢元曲，特别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散曲，对格律有要求，又不那么僵硬。他最服膺启功、聂绀弩和杨宪益用古体诗格式写现代生活的功力，只觉常读常新。

　　谭老感叹自己有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翻译一套从古罗马、希腊到现今的各国名人演讲。这当是一部人类智慧的菁华，能清晰标注我们走过的路径。但这个工程太大，看来难以实现了。

　　暮色缓缓潜入屋内，畅谈两个半小时的谭老仍毫无倦意。望着他，我们心生敬意——为他对社会公平、正义一以贯之的追求，为他至今仍对世界葆有的新鲜触觉和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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