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出狱快半个月了，对高晓松酒驾入狱半年后出狱的境遇解读者众，能够将高晓松出狱后得到媒体和公众的热评上升为“这也许意味着该是停下脚步，等一等灵魂的时刻了”，很有些“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怒其不争，却又坐观山景。

　　持有观点是件好事，能够在评判事物时以独立思考的方式表明态度和立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缺的国民要素之一。尊重发言的权利和是否同意观点显然不会是一回事。认为中国“宽容”了高晓松就是一种灵魂飞奔停不下的状态也是言过其词了。

　　承认高晓松懂得公关手段并娴熟地运用，就等于承认了高晓松在语言和行动上勇于做一个纯爷们接受道德和法律的惩罚的说法。高晓松在酒驾违法之后的所做所为是积极、正面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当之处，如果将一个罪犯在事后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法律和道德的审判称之为“公关手段”，何妨将此公关手段推广到所有的罪犯中，赋予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使用和创造类似的公关手段——丝毫看不出这么做会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有什么不妥。

　　不错，高晓松之前的中国娱乐界人士入狱者都是会遭遇声名狼藉的命运之舛，毛阿敏、刘晓庆都有过负面消息和牢狱之灾。到了高晓松时代，不是什么“一向有道德洁癖的芸芸众生仿佛降低了底线”，是众生有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很清楚地掌握了一个人的入狱原因以及事发后“明星”是如何面对法律和公众，做出了正确的、符合道德和人性的选择，名正言顺、应该应分，公众及时对犯错的“明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也符合人性之善和社会规律，对此想不通的人必定是既没有读懂法律要义又不懂人情世故，他们不想宽容看起来像是犯错的“明星”，实际上则是无法宽容众生居然有宽容犯错明星的权利。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有人发出了“让中国停一停、慢一慢，让心灵追上经济发展的脚步”的声音，一旦被移植到评判高晓松出狱后的况境时，移植者的其心何其荒唐可见一斑。

　　的确，“好莱坞戏码”式的欧美明星入狱身价倍增或者狱中炒作身价比比皆是，批评者认为高晓松事件直追欧美的“危机公关”，为了打压不惜高抬，高晓松背后或许有此高明团队，问题在于，引用论据者凭什么侮辱欧美民众的智商，凭什么就认为欧美明星入狱能够被公众谅解是因为公众看得到明星的悔过自新，至少是能够被危机公关的说辞和行动说服而原谅明星的过失，情理上说得通，看不出有什么“险恶用心”，中国的明星和公众如果都有类似危机公关能力和认知水准，不是说明中国人的浮躁，相反，说明中国人有足够的胸怀和智慧面对公众事件。

　　“曾经的中国社会并不善于宽容一个犯过错的人”，类似说法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在信息不透明，信息来源单一，舆论导向性明显的前提下，才可能让公众在事件前发出单一的声音，导致是非善恶经由洗脑式的灌输程序程序，复制、拷贝成为千万个毫无差别的认知，“人和鬼”完全不是由公众自我得出的结论，是被外界赋予的，原谅或者憎恨也都是外界赋予的情感，真正无辜的和被宽容的应该是公众——即使不懂危机公关的明星在出狱后一样不耽误名利双收。

　　高晓松出狱后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同，从价值取向角度看，是公众看到了高晓松使用的价值标准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体系中最欠缺的部分。当“不负责任”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主流趋势时，高晓松坚持了他认为的对的价值标准，公众认同说明众生不缺乏良知和发现良知的能力。实际上，当公众在高晓松事件上感知到了文化的自觉时，应该做的是让灵魂飞奔起来，让一切平淡和麻木见鬼去，真切地支持和放大类似高晓松式的价值标准，众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