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成舍我 新闻教育 成功 局限性 启示

　　成舍我是“以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突出的卓越的新闻教育家”。[1]1920年4月，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撰文认为“舆论应该秉公理、不可存党见，要顾道德、不可攻阴私，要主知识，不可以尚意气”。成舍我看到当时的新闻记者不够专业，业务水平和道德素质欠佳，于是想把“办学”作为“办报”的辅助和支撑，之后便开始了他的新闻教育实践。

　　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早期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到抗战时期在桂林恢复新闻专科学校，再到台湾经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新闻教育生涯也是延续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2]成舍我先生在新闻教育领域所作的建树是有目共睹的，但其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开展新闻教育的动因

　　成舍我的新闻教育思想萌发于上世纪前半叶，随着军阀混战的结束，城市资本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国民党新闻网络逐步完善，民营报业的规模有了扩展，业务水平有所提高。新闻业界竞争日趋激烈，“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现象时而出现”。20世纪30年代，成舍我的《世纪日报》进入辉煌时期，南京的《民生报》的销量也在15000份以上，盈利颇丰。迅速拓展的事业需要更多的资金、设备、人才等各方面的条件，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紧缺。另外，成舍我办的报纸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型报，在信息量和发行量又要求不低于大报，因此急需一批有“以一当十”效率的，“拿来就用”的新闻人才。因此，创办新闻学校正好具备为报馆输送新闻人才的功能。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新闻事业的重要作用，成舍我认为提高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养更有必要，报业是社会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民主政治之巩固与发展，惟视新闻事业之能否普及广大”。[3]只有新闻事业自身日益健全才能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品德低下，“要实现我们的理想，非有根本彻底的办法不可。而人才的准备，尤为必要。促进报业之发展，则必须从新闻教育做起，为发展新闻事业造就全能的新闻人才。”[4]成舍我放弃了对现有报人进行改良的途径。

　　二、新闻教育成功的秘诀

　　成舍我在新闻教育中重点抓以下三点，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

　　1、重视师资力量

　　成舍我深刻地认识到办好一个学校，首先要有一个好校长，其次要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他在每次办学当中，对学生们作出的第一个承诺，往往就是“聘请最好的老师”。[5]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时期，他请的教师如张友渔、左笑鸿、萨空了等都是有丰富学识和办报经验的人，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期间，他聘请的程沧波、阮毅成，端木恺等是台湾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的新闻学者，成舍我也经常抽出时间为学生上课，如世界新闻史，报业管理等课程，他都自己编写讲义，认真准备。为学校的教学质量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2、培养“德智双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

　　一个“德”，一个“智”是学生素质的基本体现。成舍我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对学生进行新闻道德的灌输，培养学员恪守职业道德、明辨是非、秉笔直言和踏实敬业的精神。他还在招生简章中特别要求“无不良嗜好、能吃苦耐劳、无不良习气”。在“智”方面，他十分强调文字基本功的训练，他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首先应夯实文字基本功。在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时候，他还亲自去给学生上过国文课。有时老师批改的卷子，他还要亲自审阅，被人戏称为“考老师”。[6]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在校期间就应接触实际操作，毕业后方能较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成舍我在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方面抓得很紧，无论是“北平新专”时期，“桂林新专”时期，学生的学习和办报活动都是紧密结合的。在“桂林新专”时期，无报可办，就与桂林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工作相结合。一学期下来，《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自传》和《超人》等两本准备公开出版的书，就排了出来。到台湾后，“世新”办学的一项重要方针便是“理论与实务并重”，学校率先创办了世新广播电台，《小世界》周报，彩色与黑白兼备的闭路电视实习台，铅印工厂，彩色印刷厂，电影摄影棚等，为学生创造了充分的实践机会。[7]

　　3、勤俭办学

　　成舍我在从事新闻教育的过程中，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该花则花，该省则省”他严格控制学校的一切开支，不允许有一丁点浪费。例如，办公室使用的圆珠笔必须以旧换新；学校里的教室白天不允许开灯；私人使用电话必须投币付费，上级部门派人来学校观察只以茶水招待，不上茶点。正是这种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加速了“世新”的发展，使这所没有政治背景，没有财团背景，没有宗教背景的学校，仅仅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由只有三间教室和三十万募集来的资金起家的穷学校，发展成为拥有8万余坪土地、1万余坪建筑物，基金和不动产累计超过20亿元新台币的实力雄厚的学校。[8]

　　三、新闻教育的局限性

　　从整体上看成舍我先生还是一个民营报业经营管理者，毕竟不是纯粹的新闻教育家。所以他的新闻教育思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1、新闻教育带有“私有”、“本位”的色彩

　　成舍我从事新闻教育，与别人有所不同，他首先是为了自己的报业发展。成舍我早期创办的新闻学校招收学生的人数与报社需要的工作者数量相匹配，他办新闻学校完全是为了给世界报系提供后备队。这些学校的培养模式，可以概括为“前店后厂”。过去，手工作坊的经营模式都是后面为生产空间，如生产蛋糕、饼干等，前面则做柜台或店铺，出售自家的这些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前店后厂。[9]这种“前店后厂”的手工作坊培养模式将“为自己报纸培养人才”的实用性目的置于首要乃至唯一的地位，学校“熟练工种”式的人才培养机制充满了“工业流水线的色彩”，遮蔽了理想的光芒。[10] 不得不说在办学过程中成舍我“兴教育，育人才”的办学宗旨发生了移位。考虑到出资方报社与学校的关系，就不难看出，成舍我在其办学过程中渗杂了资本主义办报者的商业趋利性。由此,“办学促商”这一隐形目标便浮上水面。

　　“自产自销”的学生培养方式在数量上达到了供需平衡，一来缓解了报馆人才奇缺的状况，在人力上把优势资源集中在自己这边，而来也不会产生富余人员流向其它报馆，避免了为竞争对手培养人才的情形的出现。但是教育应该是面向社会、面向未来，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应服务于某一报馆或利益集团，也不应该仅仅为当下的利益需要服务。教育应该是公共产品，旨在培养“社会守望者”的新闻教育更是如此。[11]
　　2、淡化“学生”与“工人”的概念

　　在成舍我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里，无论是初级班、高级班、还是夜班的学生在学习阶段都要求实习很长时间，学生刚开始只负责《世界画报》的排版、印刷、后来日报的学生生活版、大众公仆版、周刊都由学生排版校对。[12]虽然这些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但对于学生而言难免成为一种负担。这些学生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一天中有半天用来学习，另一半在成舍我的报馆工作，打理报馆的零散事务，工作量往往很大。因此，学校免费培养学生，还负责解决食宿问题，并不是真正的无偿，学生为报社创造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弥补了其“学费”，那么其宣传广告中的免费教育则可被认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成舍我没有准确划分学生和廉价员工的界限，有意混淆、甚至淡化两者的概念，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了学生的个人利益。办学本身绝不是功利的，校方也不能在办学过程中提炼学生的“剩余价值”。在商品经济时代，价值规律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3、缺乏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

　　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梁士纯曾说过：“今日中国报界所缺乏的不只是新闻人才而已，其最重大的缺陷还是领袖人才；有远见、有魄力、有主张、有伟大天才的人才。”他希望新闻系每届毕业生中，“至少有几分之几，能达到领袖的地位。若是新闻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故其自身的生活，而在改革或倡导上无所贡献，那么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途就极其阴暗，那么燕京大学新闻系这种新闻机关，也就没有存在或发展的价值了。”[13]反观成舍我的新闻教育理念，他创办新闻学校的最终目的是为报社输送专门人才，批量化培养“拿来就用”的新闻人才是其办学宗旨，这样的教育办学理念功利性浓重，充斥着工业化的色彩，明显缺乏培养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理念。

　　四、对现今新闻教育的启示

　　成舍我办学时其招生简章有言：“本校之目的，在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德治双修，手脑并用，且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这对当今高校的新闻教育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高校新闻教育中多局限于新闻理论和实践教育,虽多少有涉及新闻从事者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以及新闻工作者基本素质，且或有将德育工作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提升，但总体而言，学校对学生新闻教育的重心还是停留在新闻专业本身的史、论、术的培养,而且理论指导的比重远大于实践指导。

　　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培养学生恪守职业道德、明辨是非、秉笔直言和踏实敬业的职业精神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徐娜等欠缺基本职业道德及业务素质之人的拙劣表现的原因(徐娜作为离5.12地震灾区最近的外派记着不仅没有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现场，反而待在程度的星级宾馆逍遥度日)，我们不得不好好反思新闻教育中究竟缺少了些什么。所以说,做好这项工作实为意义非凡且任重而道远。
　　正如之前提到的，现今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中对学生的实践教育少于理论教育。我们不可否认掌握并精通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但无论是新闻学的成功经验，哲学的基本原理还是其他任何学科乃至任何真理都表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更是检验认识正误的标准。理论知识的掌握需要通过实践操作，而且是大量的实践，各种方式的实践。而这恰恰是现今新闻教育中所缺乏的。这并非是没有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而是这其中确实有不少的困难，这是个硬伤。反观成舍我的办学生涯，他对学生的实践训练可谓比较到位,现今高校的新闻教育值得深思。

　　在专业教育之外，还应将通识教育也纳入课程体系中，实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并重发展。新闻工作者的复杂性要求从业者仅具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应掌握更多的“杂学”。蔡元培先生曾指出：“外国新闻……即普通记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栏目，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有关……根据是等科学应用于新闻界之特别经历，是以有新闻学。”[14]强调综合学科背景对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开设新闻学专业的高校理应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程来拓展其知识面。

　　五、结语

　　成舍我作为一名成功的民营报业家和怀有新闻理想的报人，试图通过“兴学”来培养“健全的新闻人才”，既有为自己日益扩展的报业培养人才的实际考虑，更有借此改革中国新闻事业，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远大理想。与当时其他新闻院校相比，成舍我创办的新专走的是一条偏重实践的职业化教育路子，为自己的报纸培养实用性人才的目的明显，虽然这一“轻学术，重技术”的教育思想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这是当时激烈的报界竞争催生的思想产物，是无可厚非的。成舍我认为新闻教育：“一方面是职业教育，一方面也是文化教育，技术的训练和学理的研究都应该同样重视。”按照成舍我1935年的说法，虽然新专初高级班阶段“比较偏重技术”，但本科阶段“以新闻学理研究为主”，这个设想在成舍我到台湾创办世新后得以实现。总而言之，虽然成舍我的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无法磨灭其在新闻教育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学生）

　　注释：

　　[1]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251页

　　[2]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225页

　　[3]陈琼珂：《民国新闻教育的另一种设计——成舍我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第59页

　　[4]转引自马之肃：《新闻界三老兵》,台湾：台北出版社，1986年

　　[5] 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251页

　　[6]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25页。

　　[7][8]方汉奇：《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76页

　　[10][11][12] 叶红：《对成舍我先生新闻教育事业的反思》，《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

　　[13]梁士纯：《事在人为》，《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93-94页

　　[14]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上的开会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6日

　　参考文献：

　　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3月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陈琼珂：《民国新闻教育的另一种设计——成舍我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马之肃：《新闻界三老兵》,台湾：台北出版社，1986年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方汉奇：《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叶红：《对成舍我先生新闻教育事业的反思》，《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12月。

　　梁士纯：《事在人为》，《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93-94页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上的开会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