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新闻发言人本就不易，更遑论中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这个说法又一次得到了“注解”——日前，有消息称，温州南站电务车间全体员工对外发布公开信，反驳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关于“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讲话，称其讲话“与事实不符、混淆职责、有失公正”。在专家看来，这无疑又是对“高危职业”——新闻发言人的一次冲击。

　　实际上，今年以来，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频频陷入舆论的非议，最典型的就是刚刚卸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一职的王勇平——“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已在铁道部宣传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用了不到8分钟就“名扬全国”。

　　尽管如此，国家并未放缓对新闻发言人的培养工作。8月24日，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中心主办的第八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开班。

　　不断更迭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此举是为了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实践中，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一级人民政府。

　　2003年“非典”事件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转折点”，鉴于“非典事件”中的教训，先前没有任命过新闻发言人的部分国家机关和省市开始任命新闻发言人。当年，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市顺义区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66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的177位学员参加了培训，接受为期数天的新闻培训，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后来参加培训的部委官员被称为“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这其中，就包括现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等人。

　　但如今的“黄埔一期”大多已离开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不光他们，最近相关部门的调动一直比较频繁。8月24日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正式亮相。原新闻发言人姚坚则“空降”青岛挂职副市长。据悉，此番到青岛履新是挂职锻炼。另外，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袁力“弃政从商”，于今年6月正式成为中国人寿（601628）董事长。

　　高危职业

　　不过，新闻发言人看似光鲜，但却被很多人理解为“高危职业”。其中，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和国家林业局首任新闻发言人曹清尧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当年，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因为常不按官方语系回答提问，饱受尖刻批评。如谈及“名校生养猪”时，他就表示：“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随之有网友嗤之以鼻：“你先养猪去。”2008年7月，王旭明突然调离岗位，出任语文出版社社长，虽从副局级升至正局级，但也有人认为此举是“明升暗降”。

　　同年，国家林业局首任新闻发言人曹清尧就“华南虎事件”表态时说，“国家林业局不会越位鉴定照片真伪以及华南虎照鉴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照片已经送到权威机构鉴定，结果指日可待。”这引发公众不满。2009年3月1日，曹清尧低调离开发言人岗位，现任重庆市南川区委副书记。

　　今年，毛群安和王勇平同样步王旭明和曹清尧后尘。前者关于“封杀”的表态引起外界哗然，后者“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表态更是成为网络中的“名言”。

　　对于这些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的新闻发言人处于及格与不及格之间。及格的发言人可以通过日常工作让老百姓更加清晰、全面、客观地了解真相，拉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一般新闻发布等日常性的工作无法体现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合格。当危机事件、矛盾冲突发生时，就是考验发言人是否合格的时刻。不合格的发言人无法拉近政府与老百姓的距离，反而推远了。”

　　他还指出，目前新闻发言人的主管部门把新闻发言人看做公关人员。虽然新闻发言人有公关内容功能，但不等同与公关。发言人的主管部门不应该把发言人定义为转移热点问题的角色。新闻发言人职业角色的关键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清晰全面完全地了解真相，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代言人。

　　但也有媒体认为，较之某些“技术性失误”，新闻发言人面临的更大尴尬和困境还在于，“他们大多不参与公权部门重要决策和实际操作，有时对一些核心权威信息掌握并不全面，但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采访时，他们总要被问及有关重要决策和实际操作的具体问题，由于难以充分满足信息需求，他们很容易给人留下敷衍塞责、虚以应对的不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