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

　　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1964年11月生，甘肃省永登县人。在兰州市委机关从事过文秘宣传、外贸进出口公司从事过商贸业务，而且还在一家国企担任过一年多的副厂长。1989年进入媒体至今先后在甘肃经济日报、西部发展报、西部商报、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记者编辑、专栏负责人、部主任及执行总编等工作。

　　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人物，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中国当代著名揭黑记者，被业界称之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近年来先后推出震惊海内外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甘肃回收市场黑幕》等一系列揭黑性深度调查。仅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当年有黑社会组织曾扬言要出价五百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警方曾派4名刑警荷枪实弹进驻他家保卫他的安全。在他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收入、冒死为民请命的同时，他却于2001年11月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

　　早就知道王克勤被称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网民评价他是“最有良心和最受尊重的为民请命的记者”;他的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起了全社会对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关注,另一篇调查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更是影响了一个行业的改革, 经济学家党国英认为，该文为十六大以后实施政府体制改革吹响了号角。这些文章的作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哪?一直很想当面听他讲述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原因使他从事记者职业以来特别关注中国的制度安排问题,由此写下了大量的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深度调查性报道?这些广大读者所迫切希望知道的问题,也是我此次访谈计划特别关注的方面.

　　2003年3月10日,王克勤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中国农民最为关心的三个尖锐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的普遍反响,他也成为被采访的明星对象,央视、安徽卫视、凤凰卫视、北京信报纷纷采访,武汉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财经大学等院校也邀请他去做报告.3月11日,利用他忙碌采访两会的间隙,我联系采访,听说我的访谈侧重在他的个人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方面,他对此特别感兴趣,尽管作为一个一直忙碌的职业记者,他欣然接受: “其实我也一直有个愿望,想找机会倾吐一下.你是第一个强调采访我内心世界的同行,我特别高兴.”在为期两天的跟踪采访谈话中,他真诚吐露出自己的一片肺腑之言.

　　“我是一名具有中国传统责任意识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新闻战士。”“记者应该是一只啄木鸟,是一名社会学医生。”

　　“我是一名具有中国传统责任意识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新闻战士。”这是王克勤给自己的记者角色的一个基本定位,也是他此次访谈的开场白。 在谈话中,他的眼神始终充满坚毅和真诚。

　　在王克勤的采访经历中,曾经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心酸和不公正待遇,有时甚至是生命的考验: 2001年10月，王克勤在前往甘肃岷县堡子乡调查乡政府肆意公选“劣迹人”的路上,在偏僻的山区小道上艰难行进,找不到地方吃饭,雪夜里又冻又饿,差点摔下山涧,只好找了一个冰冻的山洞过夜,在调查过程中，当地官员曾打算将之拘捕，县里乡上曾派人四处“搜山”寻找，多亏了乡亲们的保护得以脱险;在调查一些黑幕的过程中,因为涉及一些人的利益处处采访碰壁,被轰出门去,在调查北京出租车黑幕时，他曾顶着酷热在北京的马路上差一点晕倒过去，当中午没地方去时，困极了的王克勤躺在马路边的长椅上休息也被清洁工人撵了起来. 谈起这些心酸的经历,王克勤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是曾有兰州的黑社会组织悬赏500万元要他的人头，甘肃警方为此派4名刑警荷枪实弹进驻他的家里保卫他的安全。还有一次在调查甘肃通信线路回收黑市的采访中,一个黑夜他被几个蒙面大汉用匕首抵住脖颈,险遭毒手。他也有过委屈, 在揭露兰州证券黑幕的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王克勤却不得不承担着“夸大其词”、“给甘肃抹黑”等的“舆论谴责”。他曾经在冒死为民请命的同时却连续8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收入，而且于2001年底被原所在单位以“长期旷工，拒不到岗”的理由无辜开除公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支撑着他多年来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坚持着“反黑记者”的生涯哪?

　　王克勤非常严肃地解释到:“这与我对记者职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的认识有很大关系.我认为,记者的社会责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微观上,即解剖并办理百姓政治社会生活遇到的具体问题层面,解决百姓的困难,解救一方百姓于水火,扶助社会正义,张扬维护社会正气,揭露鞭挞惩戒黑暗势力的罪恶行径,影响社会正气大氛围的形成,促进社会进入正常良性运转的轨道,这是对一个记者最起码的职业要求;中观上,即政策制度的建设层面,记者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解剖社会问题的个案,洞察制度政策上存在的漏洞缺憾,引起政府的注意重视和警示,推进生产关系的有效调整,促进中国制度化体系的有序建设,使百姓不被政策伤害;宏观上,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记者要时刻牢记利用新闻的力量为人民服务,担当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维护文明公正先进的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

　　对于记者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王克勤觉得这与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关系,他欣赏美国报人普利策对记者职业的定位：“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记者理想：“作为[守望者]的新闻记者，不能满足于只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向社会传递信息;更重要的责任应该是通过真实深入的报道不断发现并解剖社会问题,记者应该是一只啄木鸟,是一名社会学医生,敏锐地发现和及时报告社会[大船]上存在的诸多漏洞和问题,供决策部门改善政策制度之用,让执政者了解人民的疾苦,使政策福泽更多的人民,推动社会[大船]安全健康地乘风破浪前进。”具体到“反黑记者”的价值,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新旧势力激烈较量、社会矛盾遍布的特殊环境下,揭露比歌功颂德对社会进步推动的作用更大,一味地歌颂会掩盖起社会弊病,老是捂着掖着,时间长了小病会转为大病,成为绝症不治之症,严重的会造成一个国家政党的毁灭。

　　他的眼神满含坚毅和渴望,他认为,要相信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传媒要自觉承担这份社会责任.考虑到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现实特点,考虑到中国传媒与西方传媒相比在所处的社会制度体系和具体的新闻舆论操作程序有着明显区别,仅仅希望依靠法治体系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百姓利益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中国行政的作用影响力仍然很大,记者把调查和建议反映到最高决策者,促使他们明了下情,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以还利于民. 他认为,记者不能小看或忽视职业责任,一篇报道是可以起到揭露社会伤疤,曝光社会蛀虫,促进社会发展中“瓶颈”问题尽快解决的效果的. 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程序方式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事实证明是可以维持社会正常的政治社会秩序的.

　　他用亲身经历举例说明, 1991年5月,他在《甘肃经济日报》发表的“关于我省通信线路严重被盗跟踪报道之一”《违法的回收窝点》一文引起甘肃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贾志杰省长的要求，又撰写了7000字的《对甘肃废旧金属市场的调查与对策》。省长贾志杰和省委书记顾金池分别批示：“这个材料触目惊人，一批蛀虫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打击这群坏蛋，彻底整顿废旧物资回收市场。”“要认真整顿，制订管理办法管住，堵塞漏洞，对违法乱纪者依法处理。”为此，省政府分别于7月16日、7月29日召开省长办公会、省政府常务会专题听取了其汇报并采纳其建议，在全省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废旧市场整顿工作。

　　2001年2月在《中国经济时报》一版转二版发表1.8万字的长篇深度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为全国及世界众多媒体和网站广泛转载，中央电视台分别派出《经济半小时》、《中国财经报道》、《社会新闻》三个节目组采访报道此事，仅国内就有近400家媒体转发或摘登了这篇报道。朱总理就此连续做出了重要批示，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省长陆浩不仅认真批示而且就此部署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成为2001年“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大案”,揭开了全国证券市场清理整顿的序幕。

　　又例如,他于2001年10月17日在《西部商报》发表1.4万字的长篇深度报道《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为搜狐等众网站广泛转载，《周末》、《法制日报》等媒体纷纷转载。李岚清、温家宝分别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甘肃“派出得力干部到岷县微服私访，查明真实情况，严肃进行处理。同时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考查县、乡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水平，从而分析认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违背政策的问题，怎样吸取教训。调查结果望告。”甘肃省专门调集6个部门组成近50人的专案调查组进驻堡子乡。违法乱纪的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和法律制裁。他被堡子乡的乡亲誉为“一身正气，铁笔为民”的重新解放了堡子乡的“王青天”.此事也被甘肃省高层称之为“全省乃至全国党风建设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全国“三讲办”专门摘发此文警告全体党员。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就此专题播发了《“劣迹人”的由来》。

　　2002年12月6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一至五版发表整整五个版面，近四万字的长篇深度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王克勤用近半年时间，历尽艰辛，扎扎实实深入社会底层，先后采访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的黑幕。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当时的温家宝副总理做出三点批示指出：出租车行业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深入调查，出台具体整改方案;以北京为试点全面对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该文直接推进中国出租车业市场化的全面改革。此文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案例价值,被海内外经济学界称为——“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

　　正是依靠着这种对记者职业责任感的高度认识,他不顾个人安危,写下了一系列“反黑”的深度调查性报道,仅2001年一年在他的笔下仅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

　　对于目前一些记者丧失职业责任感,在社会恶势力目前望而却步、明哲保身的“聪明”作法,他深恶痛绝:“干记者就应该敬业,这些人不应该从事记者职业,可以去干其他的工作”.对于职业的危险性他也深有感触, 2001年在调查兰州证券市场黑幕面对种种黑恶势力的生命威胁和股民的误解,陷入采访最为艰难的时候，他说服爱人带着孩子回到乡下老家,自己在大年三十一个人呆在家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孤独,但那些被证券黑市逼迫得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的普通百姓的哭诉和鲜血让他无法退却,他感慨万千,把一段话压在了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那是二战犹太人纪念碑上的碑文：“法西斯找到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暴虐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 法西斯找到了我，别人看与他无关，也走了。”正是在这一刻,他对记者的职业认识升华了,从此以后工作中的再大困难都无法使他退却.

　　他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他不是在孤军奋战,在中国有着一大批具有高度职业责任感的记者,这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记者队伍越庞大,中国的社会进步也就越快速.因为记者扮演的社会职责能否健康、自由地发挥，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在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闻对于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更为突出。每一名记者都必须十分明确这个责任.

　　“我有一种平民记者的深厚情结,我就应该为普通百姓呼告!唤起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公民的维权意识.”“当记者被看作青天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忽视平民和弱势群体是当前中国传媒界的一个可怕现实.不久前,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作客新浪网时曾经对此作出了严厉批判：“记者的高尚在哪里?就是站在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弱势阶层一边。……中国的公众现在是非常可怜的，特别是弱势阶层，他们本来就没有媒体发表他们的意见，更缺乏意见领袖帮他们说话。现在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没有声音，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六千万国有企业的工人、两亿五千万在城市里游荡的民工和耕地正在遭受都市化和生态环境破坏而侵蚀的八亿农民。这样的一批人很少有人在为他们说话。我们看报纸的版面，不断有开发房地产版面、汽车版面、IT版面，旅游版面，包括电视节目也是，专家谈股市行情的节目。但是没有一个报纸或者电视在开办一个下岗工人栏目，不要讲下岗工人栏目，连一个在岗工人的栏目都没有，也没有农民的栏目，更没有两亿五千万民工的栏目。所以中国的媒体越发达，这种弱势的声音却微弱。”

　　吴敬琏教授在他的《十年纷纭话股市》中评价王克勤采写的1.8万字的长篇深度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平民百姓利益的重新关注。王克勤认为吴教授文中的一些话也代表了他的观点：“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的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最近揭露出来的‘血洗’数万名中小投资者的兰州证券黑市，就是触目惊心的一例。”

　　王克勤认为,作为记者应该呼唤社会的“平民意识”：“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我的亲戚朋友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现在手中有一支笔,反映百姓的困难是记者力所能及的事,我就应该为像我父母一样的平民百姓服务,因为他们的权益最容易被人忽略,他们的利益最可能受到伤害,我就应该为他们呼告!”谈起农民话题,王克勤眼睛里闪动着一片深情：“ 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中国的农民最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境遇也最艰难,将心比心,他们的生活状况理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最需要保护。”

　　“童年时期,我因为农民身份经常挨饿和受歧视的经历促使我一直思考着中国农民的命运。”王克勤眼角噙满泪花,给笔者讲述了一个故事：“我童年时，有一次由于没钱买票乘火车,被列车员用充满人身侮辱的语言训斥,列车员还戏弄着命令我打扫车厢卫生作为惩罚,在他嘲笑的目光里我一直深深低着头打扫着.当时我感到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只觉到了作为农民下贱地位的触及心灵深处的强烈屈辱,中国的许多农民都和我一样有过受侮辱的难忘经历,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对农民问题特别关注.”

　　在参加工作后,许多次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和亲眼所见到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利益受到侵害而冤情哭告无门的经历,更让他经常思考通过什么手段可以真正有效地做到为百姓呼告.在兰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一次收到了一封群众反映某工厂领导贪污腐败的群众来信,领导安排他和报社记者一起调查采访,在新闻见报后事情迅速得到了处理.“这件事让我看到当一名记者是可以为百姓伸张正义的,这是个可以为老百姓服务谋福利的职业,记者也可以起到影响政策、参政议政的作用。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当一名职业记者的人生理想.”从小爱好写作的兴趣也帮助他于1989年走进了甘肃经济报社,从此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中,无数次采访到的百姓处于艰难恶劣的生活状态中的新闻事实使他越来越对百姓的境遇充满忧虑,无数次为百姓请命碰壁的现实又使得这种感性认识不断强化,亲身的所见所闻也让他对记者职业的认知不断趋于理性：“我经常在心里问自己，百姓信任我们,寄希望于我们解除他们的苦难，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哪?这种思考一直震撼激励着我反思记者职业的内含,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名记者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为百姓呼告,我就是一个普通百姓,我了解百姓的困难,我要做一名平民记者!做一名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这就是我的记者职业的理想.这些年正是这种职业理想推动着我不能停下休息,不断前行.” 他认为媒体应该体现人文关怀，以真实弘扬道义,新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事业，记者只有把对普通百姓的关注放在中心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建立一个正常秩序的理性社会.

　　在帮助百姓解决困难时,他对一些官员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对上访者遭受冷漠眼神时的无助失望的心境特别理解.他经常和他们一起去有关的政府部门反映问题,但让人不解的是,一些丧失良知的“官老爷”甚至抱怨上访者“无事生非”,是一帮“难缠的刁民”。王克勤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和痛苦,他对当今社会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对百姓处境艰难表现出的所谓“理性”尤其愤慨：“这些干部缺乏起码的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素质,老百姓之所以来找政府部门,都是遇到了自己实在不能解决的困难,是因为信任共产党才来找政府,但却是满怀希望而来,失望之极而回,党的信誉就这样因为干部的麻木而不断下降,百姓今后再遇到困难怎么可能再相信政府,这些干部的不作为在腐蚀毁坏着党的大厦基石啊!而且百姓因为遇到的困难得不到解决,生活会更加艰难,对生活下去也逐渐绝望,因此这些干部“官僚”可以说简直是惨无人道!他们在百姓的哭告面前过于理性,有时理性即意味着良心的泯灭和麻木,干部的麻木在间接地杀人啊!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王克勤以自己作为一名平民记者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为荣,他通过艰苦采访写下了大量的揭露侵害百姓权益的新闻报道.比如 1997年5月23日在《甘肃经济日报内参》发表《一个农民股份合作企业被逼面临倒闭》一文，不仅受到主管农业副省长的批示，而且挽救了这家农民企业。9月22日该矿恢复生产后，矿领导给报社送来了“以实为据、弘扬正气”的大匾。为此报社总编辑杨战锋签发《嘉奖令》予以嘉奖。据此撰写的《兄弟村农民兄弟的遭遇说明了什么?——一起严重侵犯农村企业合法权益事件引发的思考》一文于1997年第8期《发展》杂志发表，并荣获该刊1997年最佳调查报告奖，同时该文还被《甘肃乡镇企业》杂志转载。

　　但同时他也体验到了内心的无奈. 2001年11月29日，他采写的《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报道发表后, 甘肃堡子乡违法乱纪的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和法律制裁,堡子乡亲给王克勤写来了感谢信：“没有你们对我们岷县堡子乡广大父老乡亲们的关心，今年我们堡子乡会死很多人。是你们彻底解放了我们堡子，让我们堡子的乡亲们获得了做人的权利，‘王青天’三下堡子的故事就像‘包青天’陈州放粮的故事一样，将会在堡子、岷县祖祖辈辈传扬下去。”王克勤离开堡子乡时，村民夹道欢送，有的拿着熟鸡蛋、毛毡，有的拿着当归和半桶菜籽油。而当他们再见到王克勤时，就会跪倒在地上，哭成一片。这种场面让他感动,更引起他的惊愕和深思：“他们凭什么给我跪下?他们中有些人的年纪比我父母还要大，我父母也在家种地,我觉得我有一种负罪感。当记者被看作‘青天’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记者的任务是在记录事实，他不具体去执行和解决问题，但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放下新闻报道，去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是先做一个人还是先做一个记者，我认为做人在前，做事在后，修人品在前，只有好的人品才能有好的文品。当一个人掉进水里的时候，你是先拍新闻图片，还是先下水救人呢?我选择救人。”

　　由于王克勤碰到的现实太无奈，所以他常常为了救人于水火而做太多“越俎代庖”的事情。例如在堡子乡他主持召开的新闻座谈会上，不仅受害农民能拿着血衣来向这个省里来的青天大人进行申诉,而且他还能让打过农民的乡村干部在承认罪行的纸张上按下自己的手印,以至最后把这样的人关进监狱。这些奇怪的社会现实,他自己怎么看待这一切呢?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希望被神化被看作救星。但现实生活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工作，尤其你所从事的正义的事业会把自己“逼”成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2000年10月，当我首次接触到一个个被证券黑市洗劫得支离破碎的“股民”家庭时，我的心为之震颤;2001年10月，当我顶着大雨，趟过“鬼门关”，连夜赶到甘肃中部堡子乡一个僻远的山岗时，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三百多口乡亲齐刷刷跪在地上，迎接省上来的“青天大人”为他们洗冤，我的心为之泣血;2003年元月，新疆出租车司机的几个代表从万里之外专程赶到中国经济时报社，一见面，就跪倒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双脚，磕头不止，感激我为生活维艰的“的哥”“的姐”说话，我的心又一次为之抽搐......我的母亲也是农民，已经近60岁了，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地干活。看到年纪如我父母一样的乡亲们跪在我面前，只为求人替他们讨回公道，就像看到母亲跪在我面前一样，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痛苦，我有一种痛苦的负罪感......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只跪天地、下只跪父母”，除非有天大的冤屈，否则谁会这么做呢?我如果不能为与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们请命，帮他们一把，当这个记者又有什么意义呢?读书又有何用?难道读书就是为了自己过上好日子，那是没有道德感没有良知的。因此，帮助所有弱势人群就如同在帮助我的父母乡亲，帮助我的兄弟姐妹，实际上就是在解救我自己。与其说这些父老乡亲们向所谓的“青天记者”下跪，倒毋宁说他们是在向公平和正义下跪，他们分明已经把有良知的记者看作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莫名的悲怆，因为，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他们作为人应享有的天赋权利，他们本无需乞求,但却被无理地剥夺了。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 了记者在百姓心中地位的神化,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作为平民记者,王克勤必须忍受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甚至是做出个人权益的牺牲：“这些年，我始终站在揭黑第一线，始终背负着民众的责任与社会的使命。正是这种信念要求自己时刻要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利益，但我的对手正好是社会中的黑恶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在掠夺社会公众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与对方正好是极其尖锐的关系。他们侵害社会公众，我要保护社会公众。为此，为了民众我必须要向他们开刀，而他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要向我开刀,我把这场较量称之谓“神与魔的斗争”。你是正义的化身，你无论在生活上还是道德上;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有问题。因为你的信念不能让你有问题，你所为之维护的社会公众也不允许自己心中的神有瑕疵，更要命的是，你的对手为了打到你已经胶尽了脑汁，他们正愁没有你的问题握在他们手心呢。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社会公众，你都必须时刻在方方面面苛求自己。从人性的角度讲，这是非人性的，是令人痛苦的事。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哪! 但我不能作为一个正常人生活了。另外，严酷的现实也要求我不能在生活中有丝毫麻痹，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以此为借口把我干掉，比如我也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但我不能去公众娱乐场所。”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以平民记者为荣的王克勤提出了三个关于农民生存的尖锐问题:“农民增收难在哪?”、“农民的权益怎么保护?”、“农民如何实现生活保障?”,击中了农民问题的要害,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采访两会的记者纷纷采访起王克勤,他俨然成为了新闻人物.一些新闻院校也邀请他去做报告.王克勤与往常一样平静:“这些问题是我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自然反映,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农村是关键,作为记者,不能成为局外人,必须反映他们的呼声和意愿,保护农民的社会平等权利.”他仍然保持着平民记者的本色.

　　“钱虫和官虫是当今传媒界的两大弊端。现在是传媒重新拾起社会良知的时候啦!” “青年记者要像毛主席当年搞农村调查那样,养成大兴调查研究的职业作风。”

　　对目前传媒界存在的弊端,王克勤痛心疾首：“传媒界有两大弊端:一是官虫,一是钱虫.为了权利和金钱,写文章说假话套话不脸红.现在 社会上把做官和腰缠万贯看作是个人成功的标志,受这种“识时务”思想支配下的记者必然思考的是商人和官僚的逻辑,成为了商人和官员的宣传员,而且在对待社会问题时也非常“理性”,明哲保身,对社会黑暗面麻木不仁.可惜啊!他们放弃了传媒最根本的东西----良知。”

　　经过认真思考目前由于一些记者重名利导致百姓利益在媒体上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不正常社会现象,王克勤认为有着深厚的社会诱因:一是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推崇重商主义和小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些农家子弟在上了大学找了个好工作之后,认为这种个人境遇的改变真是来之不易,因此再也不愿在思想上回归农民情感,自觉有意识地把个人世界观转向社会时尚的官本位和钱本位,在媒体工作就帮着老板们说话,附和他们的思想.在市场化条件下,一些新媒体本身就是私有者个人投资的产物,这些媒体上宣扬的价值和世界观代表着一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利益,百姓的权益是不可能在他们顾及的视野当中的.这些媒体鼓吹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的假相,导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混乱和浮躁.其实仔细想一想:目前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是那些人? 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家庭又占多大比例?从我调查的情况看,只能说目前富裕了的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少极少的一部分.那么媒体怎么能产生错误的幻觉认识?怎么能每天登载的都是这一小部分人的所谓新闻和事迹,这根本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真正的社会现状!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他们怎么不关心?那么能指望谁来关心民众的利益哪?更为可悲的是,一些媒体沦为有钱阶层的奴隶,为了经济利益,对他们惟命是从,一味讨好迎合,失去了媒体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近墨着黑”,这种缺乏主见的媒体将逐渐堕落成没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渣子”媒体.说到这里,王克勤眼神特别忧郁,表情难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发出一声叹息.

　　他接着说,另一个诱因是目前社会转型期媒体处于市场化经营阶段,大家视赚钱为至高无上、天经地义.媒体的老总也难,要经营,要有饭吃.社会上各种论坛在热火朝天地谈论如何赢利赚钱,大家的大脑被这种观念充斥着,一些媒体不屑刊登有关维护民众利益的文章,老百姓在媒体上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讲话的空间.这些媒体对反腐败的话题也嗤之以鼻.这是传媒精神的堕落,这是中华民族和百姓的悲哀.在市场化条件下如何秉承社会责任,妥善解决媒体经营和维护社会良知责任的关系,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是中国传媒界急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其实,如果抛弃阶级观念,纽约时报的一些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过我对南方报业媒体的考察,品牌经营就是一条可行的出路.谈到当前媒体充斥庸俗化、娱乐化新闻的现状时,王克勤语气沉重：这更可怕!这是媒体机体上的一个毒瘤,一些都市报风格的媒体为了打开市场,寻求轰动效应,传播虚假以至色情化的新闻,社会危害太大了!只是为了一个小小媒体的生存,就置社会职责于不顾,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生存换来了巨大的社会危害,这就是这些媒体计算的生存收支比,而且带来了社会浮躁,导致逐渐地没有人认真对待人生和生活,造就一代不负责任的未来.以国家民族的未来换取一家媒体的生存,代价太大了!这些传媒人忘记了媒体承担的教化作用,我们应该以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负责的态度思考媒体的责任,做严肃的媒体报人是我们的责任! 现在是媒体重新拾起传媒良知的时候啦!

　　王克勤对当前传媒界和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作风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我对目前中国媒体乃至中国学界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浮躁。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无论学界、政府机构和媒体都应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气，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个个真实中国问题的调查，去发现去分析一个真实的中国。目前我们的媒体是在一些学者和个别官员编造的数字基础上进行报道，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媒体目前为什么浮躁?有些是因为不少地方官员的浮躁造成了媒体的浮躁，因为数字出官，到处都在编数字，数字提升得飞快。我在甘肃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领导搞了一个贸易洽谈会，实际成交额是2个多亿，但报上去的是 22个亿，但这样的干部反而得到提拔。我们的专家学者也是就材料研究材料，真正静下心来一头沉下去到百姓之中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记者、官员确实少之又少。”

　　那么青年记者应该注意培养什么样的职业素养哪?

　　王克勤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应该将三个素养相结合:一颗童贞的心,成熟深邃的思想和老辣的社会经验. 做传媒人要多一些童贞,敢于讲真话,对新闻的社会意义保持新闻敏感.对人民利益麻木不仁,不深入调查进行揭露报告以实施人民利益保护的人是不适合记者行业的. 一定要有民本思想,多一些平民情结,要向前辈记者范长江那样心中装着社会良知，对百姓充满一腔真情,要继承一百多年中国新闻人秉承良知、探寻正义的“铁肩担道义”的优秀传统,它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工作的坚强动力,帮助记者克服个人的困难和社会阻力,比如在堡子乡做调查时,他就是不顾身患重病地一整夜地靠在床头,一边听百姓哭诉,一边记录.因为一个人的职业理想是他做任何事情的根本基础,决定着你作出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刚刚进入新闻行业的青年记者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用新闻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对诱惑要能够分辩并进行抵制,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使得钱本位和官本位成为每个记者面前的两个最大诱惑,青年记者在选择记者职业时就应该及早做好抵制这些诱惑的思想准备!

　　他还提醒青年记者应该注意社会经验的长期积累,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这样有利于报道的深入透彻,王克勤自己就是曾经从事过市委机关的文秘宣传、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商贸业务员和国营企业的副厂长等多种职业,熟悉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才能够保证在新闻报道时做到判断正确和阐发真知灼见,才能保证写出来的文章有益于社会进步. 比如在进行北京出租车黑幕调查时,王克勤用大量调查来的数据说明出租车行业由于政府垄断经营已形成三大顽疾：其一，司机收入严重不公。除去购车折旧费司机每月交给公司的“车份子钱”高达四千至六千元不等，同时公司还以风险抵押金、保险费、三险费等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向司机收费。辛辛苦苦每日工作十四小时、几乎没有节假日的司机每月收入仅不足二千元。 其二，出租车价格居高不下。以北京为例，起价十元，夏利一点二元/每公里，富康、捷达则一点六元/每公里。超出普通市民消费能力，造成严重的出租车空驶现象。 其三，出租车公司存在造假帐、偷漏税行为。据初步测算，北京公司每月总计少交纳税金达一点三五亿元。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量的调查，王克勤发现，我国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存在着的弊端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员，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这几句精简的话语概括显出王克勤的洞察力。因此他提出“出租车全部实行个体化运营”的建议,如果全国七十八万辆出租车全部实行个体化运营，国家每年可增加税收近十六亿元。如果将承租经营权拍卖，每辆车每月向政府交一千五百元，北京市财政收入可增加近十二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和结论,不经过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是不可能得到的,王克勤鼓励青年记者加强职业磨砺.

　　他建议,要真正完成一个记者对社会承担的责任,青年记者要养成大兴调查研究的职业作风.要向毛主席当年进行农村调查那样,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苦难进行不辞辛苦的调查研究.青年记者要努力成为专家型记者,调查研究是记者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和必备武器,不要做高高在上、胡说八道的浮躁记者,那样对自己对国家都百害无益.他认为目前在新闻界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采访作风大有裨益： “中国各界应该做一个大型调查，去发寻真实的中国，再也不能在虚假的材料上研究中国。”他举例说,在他发表关于出租车黑幕的文章后，各地出租司机都来求援，甚至外省政府官员都希望从他这里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证明我们社会的表达机制受到了严重破坏，我们没有充分的途径获取真实的资料 。

　　他热情地把自己的“克勤调查法”介绍给青年记者.为了发寻真实，王克勤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新闻调查法。他的采访经验是：只有更多的获取资料，才能揭示深层次的问题。要想做出有力量有深度的报道,必须舍得在采访中知难而进,下苦功夫：“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有那就是吃笨苦这个特点。”他举例说在对甘肃回收市场黑幕做报道时，他最后写成的新闻稿仅一千余字，但是这个事却在三个月前就着手调查了。”王克勤为了接近真实，有自己的一套卓有成效的采访调查方法，被同行称为“克勤调查法”：(1)自下而上进行深入挖掘。他对一些只知道跟着官员跑新闻，跟着领导享受特权的“官僚记者”特别反感,他们满足于停留在事物表面,只知歌功颂德,根本了解不到真实的社会现实。王克勤采取的是“自下而上倒着来”的独特方法，首先深入到村子或者居民区等基层群众之中，潜入老百姓中，与百姓吃住在一起进行访谈，了解事件的全貌与核心, 然后再一级一级地向上采访，这样就不会得到虚假的资料。他说：“青年记者一定要牢记必须要到新闻现场才能获得真实的材料。那种在网上利用粘贴和剪切写出的文章叫人不可思议。”(2)扩大广度。每次做新闻调查时,他都尽量做到扩大采访面,采访对象数量庞大，他的代表作品《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就历尽艰辛花费了半年时间，采访了北京市100多位出租汽车司机、众多出租车公司经理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及专家学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3)问卷调查。即精心设计包括诸多调查问题的问卷进行调查,在调查甘肃证券黑幕的时候，王克勤就制作了一个内容周详的表格式问卷，印了几千份下发到受害股民手中。(4)座谈会。他认为这是一种发动群众、了解真实情况的快速有效的采访途径。(5)按手印。王克勤走到哪里都背着印泥，在采访结束时，他请采访对象对记录的内容进行核实，并在材料上按上手印，这样可以防止出现误差和被人诬告。有专家在提名王克勤引起社会轰动的新闻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获中国新闻奖的时候,曾高度评价王克勤的这种深入调查的采访作风：“这篇文章是对首都实施舆论监督，揭露对象又是一个号称难治的敏感行业，难度之大令新闻界望雷池而却步。然此文一出，即成铁论，获得全社会压倒性支持，不少读者为之潸然泪下，足见王克勤采访用力之深。”在传媒界充斥着虚假和浮夸之风的今天,王克勤的文章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新闻写作范本,在他的文章里,没有渲染和夸张,很少用形容词，基本上全是数字和冷叙述，做到了每个字都有来历。

　　这种踏实求实的新闻写作风格是和他的深入调查的采访实践分不开的,值得青年记者借鉴学习.

　　王克勤还鼓励青年记者养成真实报道的作风,这样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说真话”的良好氛围，但“真实”不但需要道德与勤奋，还需要勇气和方法。王克勤认为，现在有些媒体习惯于打“死老虎”，往死老虎身上抡拳头。而他的作法则是打死“老虎”，即把活老虎打死，这样很危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让老虎把自己吃掉。打“死老虎”容易，但打死“老虎”就太难了。目前绝大多数传媒所做的批评报道都是打“死老虎”的工作。他希望青年记者不要沾染上这种 所谓“保险”的恶劣新闻作风.学者型记者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职业追求,他设想今后有机会去做一名大学教师,把自己的职业经验和思考全部奉献给年轻的一代.

　　“传媒公权的私有化,助长了社会邪恶。”“记者要关注制度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访谈中,王克勤总是谈到新闻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应该特别关注制度安排,他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就被新闻界专家评价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出租汽车行业市场化改革，同时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

　　媒体有必要承担那么多的社会责任吗?媒体主持正义是否超越了自身的职业界限?这是许多读者和业内人疑惑的一个问题。

　　“正是有些记者低估了自己的职业责任,才逐渐放弃自己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或者成为钱虫和官虫,或者无所事事碌碌无为. 而且相比较西方媒体而言，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的作用还很有限，发挥的能量也比较微弱,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王克勤还从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角色地位分析了这个疑问：“从本质上讲,政府人员就是全国百姓花钱雇来的管家,他们就是公仆,是为大家行使服务和协调社会管理职责的.但在中国的一些官员心中,认识恰恰相反,当上官就成了官老爷,觉得欺压百姓、对百姓的事情拖拖拉拉都是正常的,这是对政府功能的认识错位.百姓不能在官员那里解决问题,就只能找媒体替自己说话了.因为传媒的天性就是社会良知,从事媒体工作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有良知的,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在传媒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平民阶层, 他们来自民间、关注民间,希望政府能够维护那些和自己父母一样的百姓的利益,不愿百姓(包括自己)成为不合理制度的牺牲品,这种社会危机感也使得媒体会站出来呼吁社会公正.”

　　他分析说,一些权利拥有者认为自己高于法律和上帝,个人行为不受约束,将百姓利益搁置一旁, 只顾个人掠夺公众的权益.比如在调查北京出租车黑幕时,通过研读大量文件、资料，王克勤惊奇地发现许多出租车公司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起家的,而他们的发家手段一是掠夺司机个人财产，二是贪占国家财产，三是掠夺社会公众的财富，出租车成了出租车公司“合法"敛取社会公众财富的工具。并且，更为恶劣的是，北京市交通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正是出租车公司掠夺出租司机个人财产的“尚方宝剑"。更令人震惊的是，当一个个出租车司机为了维护自己出资人合法权益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竟然出台有关文件，拒绝受理出租车司机状告出租车公司的案件,以致于发生出租车司机在北京西客站集体卧轨，造成京广线停运数小时的恶性事件。另外,一些做官者只知道“唯上”，为了官位稳固和升官,不顾百姓生活得好坏,大唱盛世太平歌,大编假数据假材料,大兴吃喝玩乐之风.他们热衷于虚假的“形象工程”,热衷于表演宣传以投机钻营,传媒成为了官员个人的私有物, 传媒公权的私有化,助长了社会邪恶.这是新闻“权力”的异化.一些记者也将正义与良知遗弃，导致假新闻泛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严重阻碍新闻业的健康发展,也带来社会风气的恶化.本质上传媒是公众权利的维护者,有良知的记者于是站出来凭着一腔正义同黑暗势力搏斗,高唱正气之歌,呼吁制度完善,挽救社会的伦理堕落.

　　说到这里,王克勤较为激动,语调也高了起来:“不能责怪传媒越权替政府主持社会正义,只因为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媒体越庖代俎.媒体一方面要歌颂社会上的真善美,另一方面也要敢于揭露假丑恶.要给百姓呈现一个真实的社会面貌.面对社会上的罪恶,总要有像佐罗大侠那样的勇士站出来维护正义,使政府官员不要胡作非为,警示他们行使承担的责任.揭黑报道的目的是使良心泯灭的人警醒,唤起有良知的人行动起来,促使社会进步.这些年我是凭着信念从事记者工作的,信念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我被邀请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报告时,台下听讲的老师都留下了眼泪,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对我的行为表示理解支持,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信念并没有泯灭,我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在当初刊登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一文时,中国经济时报七名编委会成员集体签字, 此现象被人称为中国新闻界的“小岗村事件”，这体现了报人的社会责任感,可以将个人利益放在一边.作为传媒人,我们在扛着正义理想的大旗前行!”

　　经过这些年职业生涯的洗练,他目前在新闻采访时更加关注的是制度设置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记者不能停滞于仅仅关注某个个案,有强烈责任感的记者不应该以追求所谓的“新闻轰动”为报道出发点,而应该站在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从决策层角度思考那些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决策的不断订正完善使更广泛的大众享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这样才能做到普利策所说的[及时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他说:我有着从事过各种职业的丰富阅历,这样就清楚社会问题的深浅,在采访写作新闻稿件时更多思考的是如何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切实维护百姓的利益,所以形成了如何看透问题症结的分析性思维定式,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对社会的贡献就大些。

　　目前他思考最多的也是他认为对中国最为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融入全球化以向前发展?他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不断改造制度体制上的规则漏洞,不能急,急了会翻船.作为记者应该明确自己在这种渐进式改革中所应该采取的正确的工作态度和方式。同时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必须进行转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模式造就了民众普遍的皇权意识,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造成了很多百姓对自我维权意识的缺乏,例如在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时,当王克勤辛辛苦苦地找到被采访的司机,一些司机却嘲弄他说：“就是领导也没办法，你一个小记者顶个屁用,采访也是白采访"。他深深感到长期的压抑已经阉割了许多百姓最后的一点维权意识。王克勤说：“我替他们心酸!”中国的确缺乏树立新闻自由观念的社会基础,现在应该重新构建新的信念体系,中国公民的思想体系亟待完善,百姓烧香磕头只为了保佑个人,充满功利色彩,不像西方基督教祈祷为着是净化灵魂的个人提升.传媒从根本上讲是依靠良心和责任感,要解决人民的信仰危机问题,钥匙还在于传统文化的改造. 让他高兴的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新一代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和维权意识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访谈间,有一个年轻记者前来拜访,得知王克勤的爱人孩子还未被迁移到北京,而且王目前的工资收入很低,这十分出乎他的意料,他为王叫屈,觉得王的思想过于理想主义,建议王和自己一起利用王的社会声望合办一个新刊物,也可以借此改善生活.王克勤拒绝了他的好意：“我把信念看得比我的生命重要!人活一日不过三餐而已,我现在的生活比起甘肃农村好过了百倍,我已经相当知足啦!我们俩评价选择的标准不一样 ,可能我的想法在你看来比较守旧,但我认为,为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追求,工资待遇倒不是太重要,爱人孩子的问题今后会解决的.我要为社会正义服务,我不能为了高工资放弃我的理想,这不是愤世嫉俗,而是源自于痛恨社会时弊的记者良知!”

　　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他时而对维护社会正义语气坚定,时而对社会黑暗充满愤慨 ,显示出一片真性情,也是一片赤子之情,我想这其实正是每个记者应该具备的最可贵的职业热情.结束采访时,王克勤自豪地说：“在中国有一批呼唤社会正义的记者群,我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在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