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0月26日发布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

2009年第三季度，互联网上延续了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此起彼伏的状态。随着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以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等事件的推动，各地进一步掀起了重视研究、引导互联网舆情的新高潮。网民表达意愿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日益显现。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应对、处理中仍然比较盲目，以致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舆情研究的机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一贯重视以技术为依托，从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梳理地方热点舆情，并借助已形成的一套舆情研判指标体系，就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出客观分析，形成考评结果，并以排行榜的形式定期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反响热烈，“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是这一系列排行榜的延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更好地为地方提供尽可能客观、科学的舆情参考数据和舆论引导建议，帮助地方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处置突发事件，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100多家境内外报刊的新闻报道和评论，8家门户网站的新闻跟帖，约30家论坛/BBS，400余名网络“意见领袖”博客，以及微博客、QQ群和播客网站中，梳理出了2009年第三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并按照“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3个常规指标，以及“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3个特殊指标，对2009年第三季度十件“舆情热点事件”的政府应对、处置能力做出了评估，结论是：
　　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蓝色警报）：重庆打黑风暴、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
　　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黄色警报）：山西煤矿改革“国进民退”、新疆乌鲁木齐“针刺”事件；
　　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橙色警报）：内蒙古赤峰饮用水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吉林通化通钢暴力事件、河南新密农民工“开胸验肺”；
　　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红色警报）：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钓鱼执法”、河南杞县“钴60”事件。其中，政府公信力一项目，上海得分最低。

 

　　

具体排名和得分情况为：

 

说明：“政府响应”，即地方政府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立场表达，包括党政主要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和警方发声，响应速度也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信息透明度”，即政府的新闻发布，官方媒体报道，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政府公信力”，即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本身对政府形象的信任度，以及由该事件或话题触发的对公权力的“刻板印象”；“恢复秩序”，即群体性事件中制止暴力行为，恢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感；“动态反应”，即政府随着舆情的发酵，矛盾的激化或转移，迅速调整立场、更换手法；“官员问责”，即对舆情关注的不作为或无良官员做出处理。
　　本表数据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韩长青、汪冬莲、单学刚、苏玥、刘志华、侯尧杉、胡江春、潘宇峰、董海博、翟薇、闭淑娟、何新田、谷文杰、王俊岭、侯文昌等15位舆情分析师采用“德尔菲法”对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表现进行分项评估后得出。其中“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为常规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10至10分，“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三项为特殊指标，分值区域分别为0至5分、0至3分、0至3分。舆情分析师依据以上各项指标对政府表现分别做出评价，政府表现越出色、应对越得体则得分越高，反之则得分越低。最终依据各项表现综合所得总分，得出蓝、黄、橙、红四色警报级别，警报程度相应由低到高。其中总分20.00分（含）以上为蓝色警报，表示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总分15.00—19.99分为黄色警报，表示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总分10.00—14.99为橙色警报，表示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总分10.00分（不含）以下为红色警报，表示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表中各个地方的总分系以每个项目分数的精确数字求和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得出，与各项目分别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后再求和得出的结果可能有细微误差。

 

舆情热点事件概述及应对点评

 

l  重庆打黑风暴

 

2009年6月以来，重庆掀起“打黑除恶”风暴，14个横行多年的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受到致命打击，近200名团伙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拿归案。8月，重庆司法局局长、被传与多名“黑老大”交往甚密的文强落马，此后相继50多名官员因涉黑入狱，打黑行动进入高潮。10月12日，对重庆黑帮的审判拉开帷幕。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苏玥

 

黑道升级为2.0时代

 

重庆打黑行动倍受各界关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不仅打掉了多个黑恶势力首领，还铲除了一批警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于重庆打黑除恶的效果，从某网站几万网友参加的网上调查就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网友都“感到更安全了”。据此，专家认为至少现阶段网友对打黑除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对打黑除恶行动抱以很高的期望值。对于打黑除恶的深远影响，猫扑网友说，重庆打黑除恶之所以感动人，不是缘于什么英雄虎胆铁血丹心，真正能够感动人的，还是民主与法治这个源头活水。还有网友总结了六条打黑“秘诀”：治理必先治官；打黑必先治警；一把手的决心；老百姓的支持；严格依法办事；探索长效机制。

诚然，薄熙来书记“亮剑”重庆的打黑行动让人拍手称快，重庆警方刮骨疗毒的作为更让人钦佩。但是，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当今，重庆打黑也反映了一个现象样本，即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就像网友的戏称，少数地方的黑道已经升级为2.0时代。越来越多的黑老大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或者背后站着“红帽子”。而打黑也成为了政府不能不重视的工作，就如薄熙来所言，“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打黑除恶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不仅仅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打击。

 

特邀嘉宾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关注黑社会背后的利益集团

 

重庆近几个月来的打黑风暴受到了国内各大媒体甚至是海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一系列的追踪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黑社会老大的落网，涉黑官员的下马。对黑社会势力的重拳出击让年轻的直辖市秩序趋于稳定，让期盼安定的公众得到了些许慰藉。

我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不得不反思：枝蔓交错的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并日益强大？隐藏在背后的利益集团、保护伞到底延伸到多远？黑社会势力赖以滋生蔓延的温床如何得到根除？官商匪相互勾结，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黑社会势力存在和发展的一大特点。握有权势的官员自愿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也使得基层公安队伍在面对强大的“黑金帝国”时显得软弱无力，再加上徇私枉法的存在导致法纪不彰，黑恶势力愈发肆无忌惮，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无奈与无助。社会需要的是健康的法治环境，公众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秩序，遏制和铲除黑恶势力的斗争并不会一蹴而就，此次重庆大规模的打黑风暴仅仅是专项打击黑恶势力的一个开端和典范。

我们还必须清醒的看到，一个不是完全依靠制度的构建来推动的打黑行动，可能出现“人亡政息”的后果。一次性的打黑专项行动并不能根除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但毕竟重庆打黑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成效，社会公正和政府公信在司法审判中会如何体现，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l  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

 

2009年8月26日，建设中的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在建煤矿与当地村民因施工引发的纠纷，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2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单学刚

 

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拐点？

 

云南陆良“8·26”事件在去年以来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并不突出，在一套被称为“多部门联动的快速协调解决机制”的作用下，解决得较为迅速和平稳。事发当天，来自陆良县公安局等单位的6个新闻发言人迅速赶到了现场，准备应对媒体的提问，并发布了新闻通稿，媒体应对也可谓得体。

然而这件事却受到媒体和网民的热捧，其主要原因恐怕就是8月2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报道中不能给群众乱扣“不明真相”等帽子。这一点也从舆情热度的统计数据上得到的印证，陆良事件网民关注度指数一项在本次入围事件中所居的位次高于其他各项，而且，大部分网民对这一举措表示了肯定。

网民的肯定来源于自身的感受，因为这个群体在以往的事件中总是被习惯性地称为“不明真相”。“不明真相”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还要多说话就会是“别有用心”了。慎用“不明真相”的务实之举，摒弃了官样文章中习惯的话语体系，其背后是对人民的尊重和敬畏，体现出地方执政者力求解决冲突、构建和谐的诚恳心态，予情于心，让人感动。当然，慎用“不明真相”还不够，还要让群众知道真相，让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得到体现，这才是根本。

诚如媒体所言，陆良事件也许会“成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拐点”，“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官民交流的某种范本”，我觉得这种范本意义不止在于问题解决得及时，更在于地方当政者在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中的有益探索。

 

特邀嘉宾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变“敌情”为“民情”

 

一种话语体系，总是由一套行为惯性或者政治逻辑支撑的。因此，改变了遣词造句，不仅是文风和语态的改变，更是语境、语义的改变。

当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就是从“改变我们的语态”起步，开始了一轮新的改革。

而这次云南省委宣传部处理陆良事件，也是从改变对突发群体事件报道的表达话语开始的。它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响，被称为“媒体新政”、被誉为“拐点”，正是因为话语转型，意味着思维转型，也预示着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

新的话语表达，集中到一点，就是把 “敌情”转变为“民情”。

以往处置突发事件，常用“别有用心”、“幕后操纵”、“一小撮”， “不明真相”等凶词狠话，把官民置于对立状态，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样的做法只能使冲突一再升级。

而这次对陆良良事件从一开始的性质判断，就有一个180度的转变。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话说：“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群众诉求的一种反映，而群众的大部分诉求都是合理的。”而对于政府的责任，云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中反思说“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有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有关系。”这样的话语表达，反映了执政为民理念的回归，或者用时评家的话讲这是“有礼貌的、有教养的治理方式，即尊重公民人格、公民尊严的治理方式。”

在社会转型期，处理任何事件、冲突，化解任何矛盾、问题，政府与民众之间都要实现有效的沟通。从传播学的概念出发，话语表达是最基本的交流与沟通的形式。抛开有无足够的官民交流机会不谈，仅从话语表达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庙堂与民间两种话语体系，而且两者之间越走越远。如果“谈不拢”日益成为常态，那就会出现“险境”。

因此，希望陆良事件真正成为一个拐点，政府从改造话语表达开始，改造我们的政治生态。

 

 

l  山西煤矿改制“国进民退”之争

 

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发文，明确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9月底前完成《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签约仪式，小煤矿将退出历史舞台，曾被社会极大关注的“煤老板”亦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2009年9月，一份名为“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由浙江省有关部门完成，使这一轮煤矿改制中的“国进民退”现象备受关注。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汪冬莲

 

对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质疑

 

2005年，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提出对煤炭实行“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吸引大量民营资本、特别是浙江、福建等地的民营资本进入山西煤炭行业。但仅仅四年后，政府又对煤炭行业进行国有化为主导的重新洗牌，并以指定主体、指定区域、指定方式、规定时间等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对民营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令一些民营投资者陷入两难。这一轮煤矿整合中，几乎都是由国营煤矿“并购”私营煤矿，私营“煤老板”要么折价参股（但不能控股），要么接受并购，而且并购价要由政府来定，这种近乎强制性的“整合”，涉嫌对民营经济的巧取豪夺，引起了舆论有关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质疑。由于浙江温州商人近年投资约500亿元人民币在山西开矿。他们这次“整合”中损失惨重。事件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已引发震荡，浙江省已向山西省提出交涉。“煤老板”对政府为加强安全一说亦有质疑。其实，在这一波整合中，强势并购的所谓国企，更多的是地方的国企，既有省属国企，亦有市属、县属的国企，这些地方国企的安全纪录并不亮丽。一些专家也对山西煤矿改革“国进民退”持有不同看法，对合并后的企业运行效率表示担心；有人认为这是“国企垄断”，是市场化进程的倒退；甚至有专家从资源综合利用角度认为，单纯强调单体矿井规模并不科学。也有舆论认为，如果这次兼并重组能够将山西的煤炭企业做大做强，减少矿难，将为全国其他地区的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重组和转型提供示范。　

 

特邀嘉宾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政府不守信用，民营企业还敢再干吗？

 

我去过山西，实地了解过煤矿的问题，与那里的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有过接触。山西省政府这个决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山西煤炭多，资源浪费严重，以国有矿为主体兼并重组小煤矿，推动规模化经营，更重要的是保障生产安全，减少污染排放。这种愿望很好，但是做法值得考虑。

兼并重组，程序上要科学，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企业自主权。小煤窑也是有合同的，也是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谈判权，不能以“权”改“法”。但这次兼并重组，实际上是政府单方面强制的行政命令。山西政府希望民营资本能继续留在山西发展其他产业，比如新能源、轻纺工业等第三产业。但是，政府不守信用，民营企业还敢再干吗？上个世纪90年代，陕北油田到处招商引资，出油后又嫌乱，要把它们收回，那是很残酷的。不要重犯陕北油田的错误，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对待市场主体。

重组根据什么来作价？民营企业的损失谁来承担？这些年，进入山西经营煤矿的基本上是外省的企业家。据媒体报道，浙江的煤老板贷款500个亿，投资比较早的已经有了回报，而刚投入的就很倒霉，资金刚投入山西马上就要“共产”。据说浙江省有关部门已经跟山西提出交涉。

重组后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安全的？国有企业效率就是高的？很难说。如果是这样，当初国企就不需要改革了。现在并不是把一个矿做大，而是把若干个矿捆在一起，这很令人担忧。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搞市场闯的祸，我们用政府万能来拯救市场。摆脱危机到底靠什么？靠深化改革，还是靠重新回到权力配置资源？

山西煤矿兼并重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政治，因为煤矿是宝贵的资源，山西就是靠煤了。过去国有煤矿是无偿使用国家资源的，地租不缴，资源税缴得很少，现在民营企业效率显然超过它，显得我无能，非要消灭你不可。国有企业不能与民争利。给民间资本一点空间，民营企业同样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还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究竟怎么定位？应该有个边界，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所划定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国企预算应该公开透明，向各级人大报告，接受监督，不能变成内部人控制。

 

 

l  新疆乌鲁木齐“针刺”事件

 

2009年8月，乌鲁木齐市连续发生多起群众被不明针状物刺伤案件，在当地造成恐慌。为确保人心稳定，进入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连续召开多场关于“针刺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多个部门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秩序重新逐步回归正常。目前乌鲁木齐已逮捕多名犯罪嫌疑人，并公开审理多起针刺伤害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胡江春

 

要防止谣言也要释放民众不满情绪

 

8月20日以来，陆续有部分乌鲁木齐市民在公共场所被针状物刺伤。然而直至9月3日民众游行示威爆发后才有媒体报道，信息披露并不及时。即使在游行示威后，媒体也只是刊登通稿，网络言论也被严格控制，而事发当地更是网络、通讯被中断。从舆论的角度看，新闻源没了，自然不会产生舆论，更谈不上舆论应对，仅剩下公众对事件的困惑和猜测。

不过，从一些存活下来的零星的网络言论看，似乎新疆民族矛盾与官民矛盾叠加，民众对政府安全保障不力相当不满，并引发了对当前民族政策的讨论。民众相互交流的信息渠道被控制（网络、通讯），固然可以有效防止谣言产生，但不利于民众不满情绪的释放和消除。与乌鲁木齐领导人被问责相比，国家民委官员连续做客官方网站访谈，主动回应民众因“7·5事件”、“针刺事件”而对民族问题的议论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特邀嘉宾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资讯孤岛”助长社会恐慌

 

笼罩“三股势力”阴影的“扎针事件”是“7.5”事件的延续，是由企图挑起民族对立、制造社会恐怖的恶性犯罪活动造成。它直接起始于8月陆续出现的街头“扎针”，继而导致在尚未走出“7.5”事件阴霾的乌鲁木齐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事件——“9.2”、“9.3”、“9.4”大游行，最后，以乌市市委书记、自治区公安厅长被免职，安抚、平息群众愤怒情绪结束。

在民族地区维稳，因其独有的特殊性而使问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更加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譬如，局部封锁网络，初衷本是阻遏疆独的资讯管道，但由此也会造成所辖地区信息迟滞、不通畅。这就要求执政者及时公开披露信息，澄清传言，安抚群众；及时公开发布权威消息，告知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何种防范措施。遗憾的是，扎针早在8月中旬就有传闻，但当地政府却表现出不应有的迟钝、迟疑和迟缓，一直对此未有公开回应。以致扎针传言愈演愈烈，使“资讯孤岛”的整个乌鲁木齐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市民中亦因此弥漫着惊恐万状的情绪。长时间的网络管制加剧了群众因不明真相而产生的恐慌，因无奈、无助激发的愤怒亦由此直接指向政府，最终演化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凸显当地政府管制不力。

另外，9月8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不审慎回应引爆香港媒体反弹，以致有数位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致信中央领导，表达对香港记者被殴打的关注，且要求彻查此事。这也值得反思。

 

 

l  内蒙古赤峰饮用水污染事件

 

2009年7月23日，赤峰市发生强降雨，大量雨水淹没了九龙供水公司九号水源井，水源井中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严重超标，由于未能及时检出，导致水污染事件的发生，截至8月4日，全市共有4300多人因饮用了被污染的自来水到市政府指定的医院就医，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饮用水污染事件。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谷文杰

 

“天灾”还是“人祸”？

 

赤峰市自来水污染事件在持续了18天后终于尘埃落定，“天灾”还是“人祸”的议论却依然逗留在人们的嘴边，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在此事件中，赤峰市政府部门迟缓的危机应对速度和滞后的信息披露行为受到舆论的尖锐批评。事发伊始，相关部门反应迟钝，依然坚持级级上报，层层审批的工作模式，致使数万群众在“不明真相”的三天里继续喝着毒水，忍受着“出了厨房，跑进茅房”的痛苦和无奈。一起并不复杂却又关系数万百姓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在事发三天之内，政府部门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及时向居民通报事故真相，反而一拖再拖，直到事态恶化到无法隐瞒的地步才被迫向外通报真相，最终造成4000多人致病的严重结果。

在追究责任的时候，相关部门不仅无视监管工作的漏洞和迟钝的反应速度，反而把“天灾”当作万能的挡箭牌来为自己开脱责任。这种金蝉脱壳的行为招致群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批评，使赤峰市的政府公信力大大下降。此外，城市供水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的公益事业，赤峰市政府却为了城市建设，竟然把它草率地卖到了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的，最初没有行业资质的民营公司手里。这种做法被网络舆论批评为“草菅人命”，认为赤峰市政府是这次自来水污染事件的始作俑者，应负主要责任，政府形象进一步受损。

此外，尽管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赤峰市政府的善后工作还是让人满意的。“不隐瞒，不回避”的宣传态度稳定了居民情绪；免费医疗、消防车送水、修建新老城区间供水管道等举措平息了居民的不满情绪，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相关官员的问责体现了政府加强卫生监管工作的决心。这些措施恰当合理，算得上是舆情应对中的亮点，提升了政府形象。

 

特邀嘉宾司马平邦（中国环境报道网站执行总编辑）

 

污心甚于污水

 

7月底8月初的内蒙古赤峰市水污染事件因致4300多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而成为2009年中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典型事件，虽然到8月初，在此次水污染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赤峰市建委、建设局领导郭明达、余秀峰、冯玉国和高玉良等人因此丢官，好在4300多人的受灾人群里没有出现直接死亡病例，当地市民对涉及此次严重污染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怨气幸未累积成怨恨。

水污染事件也让赤峰市相关政府机关对事关重要民生的水资源保护意识相当落后和不认真，污染的原发地九龙供水公司的9号水源井离污水井太近，这个在设计建设阶段就应有市建委监察部门可以明显发觉并严格制止之，而作为一个为全市人民提供饮用水的九龙供水公司的取水井居然未设密封保护装置且无人员值守，让人可以用“官商勾结”怀疑污染之前供水公司与主管部门在民生意识上的双双缺位。

事发后，经监察、卫生、建设等公用部门组成的6个调查组的全面调查，表明九龙供水公司的供水工程在建设选址、规划设计以及事件发生后应急处置、监管等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是主管部门在水污染已经大面积铺开时仍不能及时向市民公开真相，拖延了对市民的及时提醒，在这方面政府部门的低效率被曝光引人注目之下甚至令人发指。

当今中国诸如赤峰水污染这样的严重环保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正在享受着经济连年高速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利益，但也必须承受因长期忽视环境保护而造成的种种后果，赤峰水污染事件的典型之处在于它的发生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多方忽视环保以及没有根本建立起科学的防污治污体系的后果，它的可怕性在于，其隐患非只存在于内蒙古一地，而存在于中国各处。

 

 

l  陕西凤翔血铅事件

 

2009年7月底，陕西凤翔部分儿童在微量元素检查中，均意外被发现血铅含量严重超标，后经对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731名儿童的血铅检测，达到铅中毒标准以上的人数为310人，比例高达42.41％。事件发生后，距离两村300米左右的宝鸡东岭集团凤翔锌冶炼公司被认定为主要污染源。8月，凤翔县制定了铅超标儿童治疗方案。为了彻底解除群众后顾之忧，凤翔县决定对东岭冶炼项目区425户1803人实施一次性搬迁。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闭淑娟

 

经济增长和民生民权孰轻孰重？

 

陕西凤翔血铅儿童人数之众、程度之深，显然是历年积累的恶果，因此，从舆情应对的角度来看，其深远影响不是简单的几次表态和新闻发布会就能完全消除的，不然，也不会出现当地村民数次堵路、冲击厂区的局面。然而，查明的污染源——东岭集团是县里的支柱企业，而环保部门认定，东岭集团污染排放符合国家的工业标准，讽刺的是，恰是这些达标的污染导致了当地儿童身受血铅之苦。如何处理这些达标的污染，将从根本上反映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与民生民权的天平中偏向何方。

从去年开始，各地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多数地方政府对处置手法已不陌生，但是，如何将着眼点从“平息事态”转移至“长治久安”，这考验的就是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

 

特邀嘉宾陈潭（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生态福利难敌企业利益和政府税收

 

在没有网络上的“血铅事件”之前，我对铅、血铅一无所知。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让我们知道得更多，只要“百度一下”：铅是一种具有神经毒性的重金属元素，在人体内无任何生理功用，其理想的血铅浓度为零。然而，由于环境中铅的普遍存在，绝大多数人体中均存在一定量的铅。铅在体内的量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对健康引起损害，从而引起机体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一系列的异常表现。儿童由于代谢和发育方面的特点，对铅毒性特别敏感。显然，造成凤翔儿童血铅超标的元凶即是村庄附近的冶炼厂。

然而，网络对于这样一例“血铅事件”的传播和评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凤翔一地中毒儿童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凤翔几个村庄的环境治理问题，而是通过这个个案显示和反映当下中国生态危机和环境冲突的严峻现实。利益导向和GDP的过分追逐，生态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直敲打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脊梁。生态福利在与企业利益、政府税收的博弈中一直处于下风，于是政府的生态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便成为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公共性”成为了网络舆情的集聚漩涡。

从网络舆情效应来看，地方政府对“血铅事件”的回应还是比较快的，处理也是比较坚决的。显然，这是值得肯定的。只不过，“唯GDP遮望眼”的地方政府为何不尽早作出环保测评和迁址决断呢？有人说，当今中国的“事后诸葛亮”多着呢？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举发展工业园的凤翔县，“血铅事件”被曝光后的前一周才刚刚被评为陕西省“生态示范县”。这种当下中国漫山遍野的荣誉“恶搞”常常让百姓无所适从，让网民啼笑皆非！

 

 

l  吉林通化通钢暴力事件

 

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聚集上访，造成工厂内7个高炉停产，拟对其重组的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后，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通钢集团的通知》，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对打人致死的具体情况，公安机关进行深入调查，10月16日，主要犯罪嫌疑人纪宜刚被警方抓获。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董海博

 

关注企业改制中的集体性对抗力量

 

通钢事件在网络上掀起了巨大的一边倒式的声讨浪潮。网友质疑通钢工人作为通钢主体，其知情权为何始终没有得到尊重，反而不断遭到强制性权力的压制。这些做法使通钢重组初期得不到纾解的猜测、不满等复杂的情绪不断在工人当中蔓延，最终演变成为企业改组的集体性对抗力量。而国企改制中工人利益被剥夺、国有资产遭贱卖的普遍情况，引发了网民深深的担忧，甚至有不少网民为通钢工人的行为叫好，发出通钢回归国有的期盼。

而事件发生后吉林省国资委召开的发布会中，“不明真相”再次被反复提及，更增加了网络舆论对吉林国资委的不信任感。不少网民表达了不满，称吉林省国资委的这种行政傲慢，对于平息事件影响、缓解网络质疑没有丝毫好处。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而也正是这种行政傲慢，使工人的利益诉求表达始终面对着一堵冷冰冰的大墙，最终酿成悲剧。

 

特邀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要防止民众利益的暴力表达

 

7月24日，刚刚扭亏为盈的通化钢铁集团职工因不满民企建龙集团的二次入主爆发群体性事件，一名建龙方高管被围殴致死。当晚，吉林省政府承诺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我曾经把工人维权事件的基本特征说成是“以理维权”，即一般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而通钢事件却有了殴死人命的“突破”，这似乎说明职工的维权行为有了新的动向。但在我看来，通钢事件的本质仍是利益之争。建龙首次入主时，职工有时工资每月仅300元，国有资产在种种资本运作中被转移，带来巨额亏损。这失败的经验让职工对建龙不再信任，并质疑其在通钢扭亏时二次入主的动机以及其“惊人”的成功率。因此，事件仍具有明显的被动因素，反应性远大于进取性，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不需要过多的政治解读，但职工利益表达的暴力化则应起全社会特别是执政者的高度警惕。

通钢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劳资双方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职工的法定权利没有能够得到保护。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被称为工人利益代表组织的工会没有承担起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正是在通化事件的影响下，针对目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因此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就企业改制中依法依规地落实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出强调。如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所说，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企业改革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稳定。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类似通化暴力事件就发再一次发生。

 

 

l  河南新密农民工“开胸验肺”

 

虽然被多家医院诊断为疑似或怀疑尘肺，但由于达不到职业病病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职业病待遇所需要的诊断结论，2009年6月22日，河南青年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尘肺”，自费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震惊，并最终引起了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河南省卫生厅对涉及该事件的相关单位和人员作出了处理决定。9月17日，在新密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调解下，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向张海超作出61.5万元的赔偿。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翟薇

 

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多么脆弱！

 

“开胸验肺”事件的发生，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公遭遇推到了极致。事件一出，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网络等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无论是媒体关注度、网民关注度，还是境外媒体和意见领袖关注度均位于排行榜前列，足以说明该事件突破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底线。媒体关注点也从农民工张海超个人逐渐转移到农民工这一群体和职业病防治。网民除了感叹，更多地是愤怒。当民众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去换取所谓的权利与尊重的时候，可见对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是多么地脆弱。

张海超从有病症到“开胸验肺”，历经两年多，郑州、北京各大医院都可断定的尘肺病，却在职业病权威检测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检测未果。这两年多不仅张本人遭受病痛折磨，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维权的艰辛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也可见一般。直到当事人被迫“开胸验肺”发生，事件才有了大的转机。6月初媒体曝光后，当地卫生厅随即作出反应，一个多月后便作出处理，对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和防疫站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作出了处理，张海超个人也获得了相应地赔偿。但是，在上述处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网民还未因此庆幸多久，为张海超做“开胸验肺”手术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没有职业病检测资格为由被通报批评，主刀医生被吊销执业资格。网民的愤怒再一次被点燃：按照河南省卫生厅的执政思维和逻辑，张海超在郑州市职防所得不到真实公正的结论，也不该求助于无资质的郑大一附院或其他机构！张只能等死？而这正是河南省卫生厅提供给他的逻辑处境：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

开胸验肺的悲怆抗议，政府部门的两种反应，令舆论哗然。针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环节中的管理疏漏，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8月27日发布《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完善覆盖城乡的职业病防治网络。法规的完善，至少为政府应对纠了偏；为网民的担心画上了短暂的休止符：职业病诊断规则若不调整，张海超维权的结果恐难复制。

 

特邀嘉宾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劳动权益保护沉重的一页

 

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掀开劳动权益保护沉重的一页。无论城市工人还是农民工，法律给予他们劳动健康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然而，从现实来看，应该说工人得到怎么样的劳动保护，已经不取决于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而取决于他选择以怎样的工作环境。张海超是一名农民工，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尤其突出，乃是因为他们因社会资本缺乏而更多地选择了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已。
　　制度显示的突出悖论是，身体已经出现职业受损症状的工人，获得职业病的诊断必须到拥有资质的当地医院，而拥有资质的当地医院作出的诊断是没有染上职业病。张海超无奈选择了一家不具备资质，但显然有更高医学声誉的医院开胸验肺。这个诊断具有医学的准确性，但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威性。张海超“开胸验肺”，拉开的不只是他的胸膛，还拉开了这个国家职业病防治的一系列隐埋的陷阱。
　　张海超的尘肺病因开胸验肺得到了确诊，并获得赔偿，值得欣慰。具备资质的几级职业病机构和参与诊断的医生受到严肃处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进行无资质的诊断被批评。总体而言，事件的处理被高度“个案化”了。
　　张海超的病在两级职业病防治机构都未诊断出来，这是被作为一个医术水平问题来处理的，而非职业病防治体系产生了问题。与一般疾病的诊疗不同，职业病诊疗被高度行政化，防治机构与行政区域有密切对应关系，而张海超正是在这种体系内被诊断为无尘肺病。
　　就舆论应对来说，河南省卫生主管机关可以说相当谨慎地走完了一段钢丝。事件比较极端，张海超的健康权益、合法机构的错误诊断行为、不合法机构得出的正确诊断，交织在一起，分别作出能够让舆论界接受的决定，并非没有平衡的难度，但终究舆论的愤怒得到了平息，公众的激动情绪得到了安抚。在个案意义上，应对有值得称道之处。较为遗憾的是事件并未触发关于工人健康权的深入讨论。

 

 

l  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钓鱼执法”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因搭载一名自称胃痛又打不到车的路人，遭遇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钓鱼执法”，被扣车并罚款1万元。其后，一系列类似案例相继曝光，尤其以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断指”以示清白一事引起轰动。目前，张军起诉有关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已被立案。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

 

舆论监督的经典案例

 

与周正龙虎照事件类似，上海“钓鱼执法”是又一起新老媒体共同发声、交互发力、形成舆论高潮以监督政府施政行为的经典案例。在虎照事件中，有所谓四大“打虎英雄”的说法，即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傅德志（他的打虎博客访问量已近607万），第一个发现虎照出自华南虎年画的网友“小鱼啵啵啵”，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连发三篇质疑虎照的评论），制作“新闻调查”《华南虎事件》的央视主持人柴静。还有人提名陕西籍歌手慕容萱（创作《劝降周老虎》等流行歌曲），网友“智取慰虎山”（狂刷和转帖打虎文章）。对虎照形成巨大压力的媒体，除了传统媒体，还有摄影发烧友网站“色影无忌”、陕西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等。有意思的是，挺虎派官员关克也借助互联网顽强抵抗，他的新浪博访问量332万。

这次围绕上海“钓鱼执法”案的舆论热潮，也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9月8日， 职业经理人张军“被钓”，12日以“公子羿”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迄今访问数18.7万，评论数1887；接着“80后”作家韩寒在新浪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迄今访问数48.5万，评论数6216。转述者对网民的影响远远超过当事人，提示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国庆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中国青年报和一些都市报通过深入采访，挖掘出其他“钓鱼”案例，一个区的黑车罚款天价收入、法院与政府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特别是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整顿黑车中疑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把舆论推向高潮。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力介入，响应民意，体现了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人民日报连发两篇“人民时评”《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网络转载122次），《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网络转载78次），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相继推出《“黑车”：关我们什么事？》（网络转载64次），《“钓鱼执法”再调查，该还谁清白？》（网络转载63次）。网民热情肯定主流媒体的宣示：“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近年来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不缺席、不失语，及时回应公众质疑，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切割，赢得民意，聚拢人心。这是一种真正有助于化解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舆论导向。

从虎照案到“钓鱼”案，再次雄辩地提示胡锦涛总书记去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论断：中国已经出现“舆论引导新格局”，党报党刊和和电视台、电台是一个层次，都市类媒体是另一个层次，特别是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要充分重视和高度尊重网民的呼声和利益诉求，面对汹涌的网络民意，政府和主流媒体只能因势利导，主动揭示真相，澄清流言，坦然承认和认真改进政府管理的阙失面，才能赢得主动权，争取话语权；只有主动吸纳网络舆论，意识到民心可用、民怨可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良政和善治。

让上海本地媒体尴尬的是，除了新民网，这次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普遍失语。东方网试图为政府解围，转移网民对“钓鱼执法”案的关注，设置“黑车该不该打”的议题。“东方调查”循循善诱：“在上海，你遇见过黑车吗？”“若您见过黑车，是在哪看到过的？”“您是否有乘坐黑车的经历？您觉得黑车有何危害？”主持者显然熟知传播学和心理学规律，如果不是发生了孙中界断指这样令人发指的极端情形，这样的舆论引导也可能见效。只是在闵行执法人员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而触犯众怒，浦东新区政府蔑视经验常识、高调否认“钓鱼执法”后，东方网企图先撇开事实真相，扭转公众注意力，甚至在首页评论中恶狠狠地预言“孙中界如果的确存在非法营运的行为，那么即便他自断一根手指，也不能为违法行为开脱”，这种做法不可能取得一厢情愿的宣传效果。“东方调查”最后一问“您觉得该如何打黑车？”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种模糊是非的舆论引导的失败：网民选择“加大黑车处罚力度”的只有05.57％，而75.19％的人主张“完善城市交通，让黑车无机可乘。”

 

特邀专家曹景行（著名时事评论员）

 

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

 

上海交通执法部门用“钓鱼”的方式来查处所谓的黑车，引起争议，有几件案例告到了法庭。

这个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事先已经有人检举揭发他是黑车，有切实的证据，执法人员去路上等着他可以，甚至派人上车也无不可，但是你要拿出证据来。随便在街上截停一辆车，对没有任何嫌疑的普通公民，用这种陷人于罪的方式来进行查处，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在西方国家，用这样的手段采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不可能上法庭的。尤其严重的是，一个政府不能陷害自己的公民，政府陷自己的公民于罪，可以说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政府。

近日网民关注政府是上海否应该公开联合调查组的名单。如果不公开，只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避免有权势的人干预调查。

执法者用违法的手段执法，这种公众无法监督的执法，一定会走向滥权营私。“钓鱼”本身涉及庞大的利益。上海某个区两年查处的黑车达到5000万的罚款。据媒体调查，在这些执法大队下面还有所谓的“钓头”，而“钓头”下面又有数以百计的“钓鱼的鱼饵”，每次“钓到了鱼”就会进行上万元罚款，“钓头和钓鱼”的人还会给予报酬。这当中的利益究竟怎么分配的，有没有涉及其他的一些贪污或者说私分的情况，都需要进一步查处。上海市政府要求有关区对这种非正常执法取证的手段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有的话，进行查处。这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等着结果出来。

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最缺的是文明、法治和文化。

 

 

l  河南杞县“钴60”事件

 

2009年6月7日河南杞县开封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件。7月10日开始，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在网上和媒体间迅速传开，瞬时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在无法核实消息正确性的情况下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祁县县城一度基本沦为空城。从后6月7日事件发生，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前后间隔一个多月，此举引发广泛质疑。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侯尧杉

 

传谣者成了政府的替罪羊

 

此次现代版的“杞人忧天”事件中，当地政府在事故发生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采取了封锁消息的做法，不予公开报道，对网上猜测的帖子只删除不解释。一位来自杞县的网民称，“有关反映杞县泄漏问题一律被屏蔽，以至于造成县城及辐照厂周边大范围群恐”。当地媒体从业人员证实，事故发生在6月7日，次日他们就接到通知不能报道此事。即便是一个月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因为“网上出现了很多造谣的帖子，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尊重居民的知情权，不是出于主动公开信息的自觉意识。正是政府一个月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导致后来谣言四起，以至全城百姓集体出逃，政府对事件局面完全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做法其实是遵循一个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有事先瞒，尽量缩小知情面，政府最核心的人士，知道最多的实情，依次按照级别高低，信息度递减，到公众这里甚至就是封锁消息了。究其根本，这实则是一种只对上级负责，毫不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官本位”心态。

迟钝的政府响应和封闭滞后的信息公开，已然严重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更为糟糕的是，面对造成的恐慌局面，政府不检讨自身，反倒逮捕“造谣者”和转帖者，这种有推脱责任嫌疑的做法更是将政府形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评论认为，逃难的群众看似受了传谣者的祸害，其实群众和传谣者都是政府信息不公开的受害者，在一定意义上，传谣者更是成了政府恼羞成怒的替罪羊。现在放射源已经得到处置，事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然而舆论的追问并没有停止，只是处罚5个传播民间消息的人就可以交差吗？政府和官员的责任在哪里？当地政府显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特邀嘉宾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谣言是民众的自我防卫

 

谣言得以传播，语境非常重要。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谣言传播的表面内容不是核心，核心的是人们通过传播，外化了潜意识中的信息。谣言传播实际上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潜伏、变化最后找到一个机会爆发的过程。引发河南杞县钴60事件的事故，发生于6月7日，谣言则是在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后，在7月10日左右才广泛传播的，这一个多月里民众已经表现出了关切、却无任何官方的消息，而事件的语境中存在着民众的某些潜在心理：政府机构经常不公开负面的信息，此次不公开意味着负面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权威机构未发布、甚至还删除了网上的帖子，这加强了谣言传播的强度。因此杞县民众认为“要是真没事，为何过了一个多月才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所谓流言与官方的博弈中，毋庸讳言，目前官方是处于不利位置的，而官方一旦不作为、不公开信息，则弱势程度会更甚，一个堂堂的县政府，因此竟不敌一则小小的谣言。其实，博弈双方是政府和民众的集体记忆，是政府的公信力与民众的潜意识。“我们为什么要逃走，为什么会听信谣言？……因为我们不大信任上头说的话了呗！”这是杞县百姓的心声。

钴60事件中传播的内容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密切相关，既引发了民众传播的情感动机，人们深感恐慌，甚至在7月10日网络论坛出现信息以前，有条件的人家已经把孩子送到了外地；而因为事件的模糊性――未得到权威的正式澄清，信息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的认知动机，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信息，因此网络论坛上的传闻，就成了重要的信息源。谣言有可能是在信息渠道不畅时，通过短信、电话以及网络论坛，在交换有限的信息后，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结果，而不一定如杞县有关领导所谓的个别人的“别有用心”。社会学家的研究认为，传言是人们群体性对付模糊情境的一种解决办法，人们试图解释这种模糊情境，在所获的有限信息的扩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评论，是一种集体性的交际行为。钴60事件后，尽管“查出了”网络谣言的散布者，但实际上不能排除此谣言是在一个多月里在群体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

钴60事件中的谣言主要是通过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电话的方式传播，或有较强的人际传播的特征，或因其匿名性、传播范围广、速度快，都意味着其不可控性、感性（而非理性），这些都契合谣言传播特征――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传播快而广，信息源不能确定，传播过程中不断添枝加叶。人们传播辐射外泄的传言，甚至还不断演变，成了“导致断子绝孙”、“核爆炸”等说法。荣格等心理学家早有论断，认为谣言是人们发泄不安的一种途径，可以减轻由不安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给人们以安慰，是人们采取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由于传言的传播者不必为传言的内容负责，人们就在投射心理的作用下，通过添油加酱、想象与虚构来释放压力。

因此，钴60事件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次谣言引发的民众恐慌逃亡的记忆，更警示我们要从执政的高度，重视未知谣言的传播语境与传播机制。

 

 

附：2009年第三季度其他网络热点事件点评一览

 

事件	点评分析师	点评
北京适房公示现“最牛身份证号”	王俊岭	既然这离奇的号码背后没有“猫儿腻”，为何不提前为公众释疑，反而等诘难找上门来？
河北武安教育局长离任前突击 签发调令	何新田	冯云生案向人们展示了权力在“裸奔”状态下竟然如此地肆无忌惮，更为可怕的是：此案在中国既非空前，也未必绝后！
河北晋州电视塔风中折断	侯尧杉	网友称这个电视塔为“豆腐塔”、“塔脆脆”，一场暴风雨折断了电视塔，豆腐渣工程背后的官商勾结折断了公众的安全感和政府的公信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宣判	何新田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现代传媒意识和新的技术监控手段，但是，网络监控手段不能用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吴保全刑满获释了，下一个“吴保全”又将会是谁呢？
黑龙江鹤岗交通局长被杀事件	董海博	交通系统的腐败和官场生态再次引起网民的极大关注。网友认为，“建成一条路，倒下一个排”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一些地方的交通局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希望有关部门彻查交通系统内部问题。
浙江杭州胡斌案“替身”风波	汪冬莲	这幕闹剧，当然不排除某些人的恶搞，但让民意如此汹涌的社会背景却是：整个社会对权势阶层的极度不信任，对权势阶层能否遵守道德和法律层面上的社会规范极度怀疑。
浙江温州出租车罢运	苏玥	“温州模式”遭遇窘境，运营成本过高、出租车司机利益受损却无处维权等弊端导致司机们以罢运手段来解决问题。
安徽界首黑窑工事件	王俊岭	案情与山西黑砖窑同样恶劣，却没有引起同样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界首警方的动作更加果断利落。
安徽合肥地下人行通道坍塌	侯文昌	事故发生后，合肥市委、市政府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消除了市民的恐慌，值得称道。当然，当地官员不让媒体随意给在建工程乱贴标签的言论还是被媒体打上了“钳制舆论”的印记。
山东曹县段磊发帖案	谷文杰	从因言获罪到无罪释放，政府在最后一刻完成华丽转身，维护了形象，挽回了民意，也预示着政府舆情应对能力在危机处理中逐渐成熟。
河南平顶山“九·八”特大矿难	侯文昌	“不在矿难中麻木，就在麻木中矿难”，似乎成了网民们多次愤慨谴责之后对依然不断发生的煤矿事故的一种饱含无奈的“条件反射”。舆论的关注声浪逐渐平息，而安全监管体制的健全完善与相关行业安全意识的提升尚需时日。
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	闭淑娟	湖南浏阳的“镉污染”只是湘江流域乃至全国重金属污染的一个缩影，其背后的暴利之诱与监管之缺，尤其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
湖南溆浦被传“严重”超编	胡江春	吃“财政饭”人员的急剧膨胀与我国独有的“有进无退”的公务员制度有莫大的关系，“有饭同吃，一吃到老”，在中西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
湖南嘉禾煤矿事故瞒报	胡江春	出了事不是积极处理、勇于担当，而是试图掩盖事情真相的现象普遍存在，应当反思让官员们宁愿掩盖事实而不愿公开事件的这种动力从而何来。
广东深圳政府机构改革	何新田	深圳机构改革关系到中国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能否达到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的目标，人们拭目以待!
广东广州黑人冲击派出所事件	单学刚	群体性事件国际化是近年来的第一起，随着经济的发展，来中国谋生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如何管理是个大问题。国际无小事，出了事要应对得好，平时更要预防得好。
广西南宁网瘾少年被殴致死	谷文杰	政府力量在青少年网瘾治疗教育中的缺失，甚至放任私人力量肆意发展，对其不闻不问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原因。
四川成都大学生村官闹市被殴致死	潘宇峰	美女大学生村官街头当众被打死，事件一出立即引爆网络，网民纷纷启动“人肉搜索”想要查明真相，成都市警方不负众望，仅用77小时就抓获犯罪嫌疑人，事件最终得到了平息，但是，这个由口角引发的血案还是给整个社会蒙上一层阴霾。
四川成都孙伟铭案二审	刘志华	在类似孙伟铭案这样的热点案件中，司法机关要做到既坚定又诚恳，坚定即判决之时面对舆论巨浪独立判断不昏头，诚恳即判决之后面对批评质疑耐心解释不回避。
四川洪雅招商局长砸饭店	单学刚	在中国，官职和脾气往往成反比，这恐怕不仅仅是个人修为问题。这位脾气大的领导已经被降了级，为之汗颜的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云南澄江法官铐律师事件	刘志华	积极调查，主动道歉，果断将当事人清除出法官队伍，一系列行动有效平息了舆论讨伐，但这起荒唐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基层司法的运行状态，依然令人忧思。
陕西横山官煤勾结	韩长青	横山县领导一句“管的太多”惹了众怒，“官煤勾结”现象终于踏响了地雷。好在榆林市委立即启动问责制，使公务员入股煤炭经营的整治活动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宁夏中卫库区移民住房被出售	翟薇	不管事件本身是真是假，当地政府能够在舆论甚嚣尘上之时，及时表态且作出正式回应与澄清，足以表明其对网络舆论的重视，以及作为政府面对舆论质疑时应具备的应对机制和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