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感谢蒋老给我们的精彩演讲，他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是蒋老一直在学习，而且一直在创作，就这个我很羡慕，非常钦佩。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大眼睛”老师解海龙，他讲的题目是“我们今天给明天留下什么及摄影作品权的集体管理”。

解海龙：

接到这个通知啊，因为手头事也挺多，今天上午有三个事都给推掉了，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今天上午的事情是新闻摄影的论坛，我就想通过这个活动听一听有什么新的观念、新的思想，但是今天我看到在座的一张张面孔和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喜欢艺术摄影创作的，这种群体比较多，那就是一种娱乐性，快乐摄影，交朋友。他们是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而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大家应该都是同道人，都是想尽量通过我们的这种实践、生活、工作，能够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所以今天话题呢，刚才蒋老谈到了几点，我非常赞同，我原来也想说这些话题，这样都展开了；曾璜也扯了一些话题，关于摄影作品收藏，我也有一部分话想说，可时间呢有限，我就不宜再做重复。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心理状态，是想了解50年前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是通过那些影像给我们传达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慈禧长什么样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如果要是当影像当摄影走到今天的时候，到了今天我们拍的片子再过30年、50年我们的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哪是真，哪是假，那我觉得这是个悲哀。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这种诚信度，做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我们要更加注重这些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当你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你举起右手宣誓，或者拍着胸膛说我保证不做假，我传递的信息是真的，这个时候需要严肃，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影像时代、图片时代，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急功近利，急切的想成功，因此就有时候忽略了一些特别严重的问题，走捷径、涂涂抹抹、东搬西凑，最后造成造假，就这里面我还在多次跟地方讲，要有责任心，要有职业道德；还有就是现在我们评选过程中，评委的责任是相当的大，说评委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敢保证或者说你是不是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你不要轻易的到那当评委。最后评出来的东西，不是你诚心诚意要造假的，是你不懂，没看出来，最后导致了这种现象出现，所有我说责任尤其重要，蒋老刚才反复说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在舆论、在摄影媒体界引起讨论。今天的形式也很好，但是我更希望将来主办单位请这几个发言人共同讨论，然后发现问题，这样更有益处。现在我们说起新闻摄影，谈到“新闻”两字，实际上它和我们现在的艺术摄影截然不同，有门类。现在的问题是好多拿相机的人弄不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有很多摄影记者自己在外出拍片子的时候，都搞起艺术创作了，很唯美、很形式感。所以我们在强调评判标准的时候还是要强调真实性的问题，如果它不真实，不管多美，这样的片子我们不鼓励，不去用。我们报社的一些老总们、主任们，他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片子就是传递信息、就是出新，新闻摄影吗！推出一个题材、一个问题，往往还是嘴上不说，实际上还是把新闻摄影作为一种装饰，让报纸好卖，版面怎样漂亮，还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在作怪。所以导致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齐强的问题上是很麻烦的。很需要大说特说的，我最近看到杭州《都市快报》傅拥军出了本小书，我就感觉他非常具备一个摄影记者的素质，他不去追求那种特别美感的东西，而张张照片看了以后令我所思，我就记起以前我初学摄影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那就是说不是尽力去强调、去粉饰那种影调、光线、线条，那不是我们记者所应该做的。现在已经高科技了，为什么文字记者都可以拿起相机来，而且拍的片子都能获大奖，那就是因为脑子里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思维就是形象思维，不是一个创作艺术的思维，他一看就知道是反映事件的，应该在这方面下工夫。我在摄影家协会工作十几年当中很少碰相机了，但特别留恋在《中国青年报》当摄影记者的那十年，我也没有拍到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社会生活当中，就会有一些摄影新闻性，很可能就是一个残疾人，他跟你的眼睛对视，然后你跟他对几句话就能挖出他身上的题材，他身上的闪光点，有时候我在拍摄和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一般也是进行一些思考，也没有更多的去注重摄影的表现力；你比如说像这个时间我就想如果我是记者，我今天就一定到一个典型的中学去，看看那个学校，通过老师了解有什么典型性的学生，然后做好了明天去追踪报道的准备工作。两天半的时间，孩子们考试完了，考完之后那种焦虑的等待，也可能他放松了，到最后录取通知书拿到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以及再往后的一系列。10年前，我就是这样做的，找到一个学校，学校跟我说今年有一个孩子不是应届，应是去年考试，但是突发重病，住了医院，这个孩子是大兴县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由爸爸带着他，很苦很苦的。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苦处，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上第一名，就是要给爸爸争气，那我觉得这孩子应该就是一个典型，我就跟上他。可是没想到他考大学的时候突然生病住院了，学校里边还给他集资，让他养身体，让他明年准备复读、复考。这孩子等到临考前2个月回到了学校，到考试他怎么发的证，到进去，一直到考试完，考完了之后他心情就放开了，完了我就跟着他到了农村之后，那个季节正好是卖西瓜的季节，在地里和他爸爸收西瓜，收完了装车，然后再到城里去卖等一系列的事都让人感动。等到后来分数下来了，全校孩子都在那等着，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他们都把他抱起来——清华大学水木工程系。入了大学之后，结果我没想到他又考了一个硕博连读，一直到四五年前博士生考下来。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整个过程。我想说的是特别有条件的孩子看到这个他悟出什么来，这就是一种精神，你说别的什么都没用。92年申办奥运失利了，去拍了一张失利的情况，主持人和那些名人都不在场了，那么这张片子成了那时候的符号性照片；而我呢，就没有机会到现场去，就只能去会务中心跑，然后我就说，失利了，你们学校是怎么做的，组织了什么活动，人家是一失利后，夜里一点钟全校组织完后，就找到了一个家长，有钱的家长，赞助了三千件T恤，上面印着“一个输得起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就那么几个字，进来的时候每人一件，然后在课间操的时候老师把全校学生都着召集来开誓师大会，大家都宣誓“我们现在就是要立足我是学生，好好学习，将来能够让国家强大起来，然后争取我们国家早日申奥成功。”就那个时候，那个感人然后我拍了一个照片，孩子们都在宣誓。等到这次奥运申办成功了之后，柴继军的老照片各地又开始流传，是失利时候是什么样，现在我们成功了又是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找，但是不要急着去追哪个要得奖，要什么什么的，急功近利的反而是生活更加浮躁。但是我们今天记录的东西就是要告诉历史、告诉明天的人们。就这样的话，我们的片子一张张多了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财富。刚才蒋老师讲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况，我们确实是心理很不舒服的，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责任在任何的一个场合下，我们要呼吁，要让大家把责任感放在第一位。我们记者的工作就是把今天的事告诉明天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怀疑过去的那张“胜利之吻”是真是假，到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被戏弄了，甚至我们说当年占领南京把旗子插上去的那张片子是2次拍摄，美的感受就不一样等等。我觉得这是新闻摄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著作权及其维护。这是一个经过摄影界各方面人士长达近十年的呼吁，为了使我们摄影人的摄影作品、著作权得到国家、社会的认可和保护。最近刚刚批准成立了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这个是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等主管单位报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再报到国务院，总理常务办公会议上批准的，因为有“中国”两字，所以在全国只有这一家，它是非盈利的。就是责任和义务，就是把每一个权利人、每一个拍照片的人的作品进行集体管理，你的权利得到拨正，首先就是谁侵犯了你的权力，使用了作品等等盗版、盗物等等十几项，那么这个组织只要跟你签了约，他就负责到底；第二点就是还会尽可能的把你的片子推向市场。刚才说一些报纸把摄影部取消了，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一个趋势，将来再过多少年后也会跟国际接轨，那叫签约摄影师，他们有图片社。自由摄影师拍完片子，就送给图片社，然后图片社就给你做这些事。我觉得将来恐怕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摄影记者吃不上饭，那不能说是乐观的；所以这块将来就是通过签约把你的片子推出去。举个例子，某报摄影记者听说马华去世了，这是一个社会新闻，于是他听说在哪一天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于是他就跑了进去，把社会各界人士戴着小百花、捧上花圈、道别，整个一个过程拍了20多张照片，后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全国的那些都市类报纸，比如《大河报》、《三秦都市报》等有400余家，都在报纸的三版、四版上登有三四张照片。这样按照图片社跟他签约五五分成的话，一张照片100块，一家就是50块，400家就是2万块。就是说他这种意识特别强，“得逞”了以后，就找到甜头了，谁死了他都去，一会马季死了，侯耀文死了，他也去；我也想到了，我也去，没想到人家采取措施了，专门给一证件，不允许这样的投机者进来挣外块。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将来也是信息共享，就是突出你快、你真，你真实性、时效性、社会性就可以。第三就是我们还要不停的给人民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比如说吕厚明，1958年拍摄的“欢迎志愿军回国”照片，近年他还说他这照片能卖多少钱了，我就说吕老师，我准备把你这种照片印3000张，每张10块钱，我就在摊上卖，卖3万块钱，成本低，每张也就两三块，他说那你给我多少钱哪？我说跟你没关系了，他说为什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