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执政党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化，开始了伟大的市场经济的试验。经过20年的摸索，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初步繁荣与富强。然而，正如同前30年的全盘苏联化造成整个社会的停滞与僵化一样，最近20年对西方现代化经济模式的全盘照抄与模仿，使中国社会在初步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文化乱象：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社会的增长后劲面临严峻挑战；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政绩唯一标准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行为，使全社会腐败横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构成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繁荣的最大潜在威胁。

西方文明进程中的现代化经验与中华文明传统与复兴的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是中国1979年以来取得初步成功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再次打破日益僵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抛弃枯燥乏味、令人生厌的政治说教与好大喜功、骄傲自满、奢靡浪费的媒介官样文章，承继中华文明传统的巨大道德优势，深刻而灵活地吸取反现代化浪潮中的有益思想，在思想艺术、教育学术、政治经济领域再进行一番根本的文化变革，则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伟大代表，最有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弊病，率先实现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进程。

传播哲学反思的展望

一部世界文明史，就是文明与文化的主体发生分化、主客体融合与整合的复杂社会巨系统的要素传播过程。

文明传播的主体形态和媒介形态理论能够揭示传播起源上的结构矛盾，便能够在哲学高度上说明人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规律。

信息传播的分化主体延续至今，逐步随社会主体的形态分化程度加深而不断形成新的更有效率的信息、物质、关系的整合机制。

近代报业的诞生和发展、新闻媒介与整个社会体制结构、物质财富创造力和精神财富更新力的现代化过程一直在顽强地表现这一规律。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是信息传播的现实主体形态和未来的自由主体形态。这是文明传播思想体系的关键部分。

信息传播的自由主体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哲学中所表现的一个总体价值目标，能自觉地认识到，深刻地理解到，将使我们的传播学、新闻学观念有一个质的飞跃。

需要提及的是，传播主体的现代形态和传播媒介的当代形态理论在本报告中不再详细论及，因为起源的矛盾和对起源的反思具有理论的自为性和延展性，逻辑顺次相当清晰。我们不可能把所有重大问题在一个研究报告中有效解决，而本报告若能对传播学界在反思追根、思想溯源、方向启示等方面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则心慰甚。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站在诸多学科成果巨人的肩上。反思与展望中国传播学，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大批大陆、港台、华裔的前辈学者功不可没。我们是踩着他们的足迹而行。

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过程。传承是为了超越，这既是一种学术勇气，也是新一代传播学研究者必须承载的学术使命。

这更是进一步反思和构建传播学的中国学派思想体系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