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交换的整合；二是信息交换的整合。

前者属于社会实践范畴，通过社会组织方式表现出来，后者属于社会认识范畴，通过社会传播结构表现出来。

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体分化的性质和整合机制有极大的差异，可以是血缘的、超经济强制的，也可是平等的、沟通的；可以是混沌无意识的，也可以是理性自觉的；可以是严明酷法的，也可以是权利契约的，等等。

信息传播的发展正是以此为基础和依据的。这一点，不但中国传播学、新闻学很少注意到，就是西方传播学、新闻学也理解不深。

137)  质的差异的主体意识
在混沌主体形态中，社会认识方式也是混沌的，不可能产生有质的差异的主体意识，没有或缺少独立而平等的信息交换需要，因而近代、现代意义的信息传播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认识方式不可能产生。但是，分化主体则不同。分化主体由于其利益行为和价值实现机制的异质化而导致认识的多样性，不同主体间为实现利益交换的最大效率，必然要求具有相应平等性的信息交换关系以形成互补效应。这种对信息交换的需要是产生出版印刷业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在既定物质条件（如印刷技术等）下，信息传播，尤其是信息传播这一社会认识方式是否能实现其独立形式和平等沟通的整合机制，取决于社会是否具有信息平等交换的充分需求，这种需求又取决于社会主体分化是否成熟。包括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是否成熟地确立。

138)  分化的主体形态造就社会信息传播的繁荣局面
分化的主体形态能够造就社会信息传播的繁荣局面。为什么？不妨从古希腊文化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这两个历史典型中寻找思考的线索。不过，中国和西方传播学、新闻学并不研究这两个历史典型，现由大概是当时并未产生现在称得上是新闻媒介的东西。因而新闻史追溯新闻媒介的起源只到古罗马官报和中国汉代邸报。

这是一种观念误区。以文明传播思想为核心的传播哲学认为，既然信息传播伴随着人类的起源而起源，同样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只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尽管在古罗马和汉代以前，传播学、新闻学研究未考察到近似于报纸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前的消息扩散形式、由此带来的舆论效应以及社会认识成果，应当进入传播学、新闻学的视野。把它们排斥于传播学、新闻学之外，便造成世界新闻史的断裂。

毫无疑问，古希腊的文化繁荣恰是信息传播的繁荣。我们不否认，当时新闻消息以及关于事实的评价信息的传播，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家、宗教祭司以及艺术家的活动无法按照现代的概念分开。因为，在没有印刷业的情况，消息传播必然以口头为主，文字为辅，科学的事实认识与审美的价值难以区别，例如为了便于流传，民间艺人的歌谣是新闻消息的主要表达形式，荷马史诗便是主要记载当时流传的歌谣的的作品，既是新闻性的，又是艺术性的。希腊神话是对远古消息的带有附会观念解释的记载。希腊悲剧和喜剧有不少是对当时现实故事和现实事物的价值评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 思想 家利用他们的讲学和辩论，直接叙述和评论当时现实中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的重大问题。

从形式上离现代信息传播最近的是被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作品。希罗多德到过波斯、埃及、意大利和许多地方，搜集了各民族大量的生活材料，包括 古 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及其背景，写出了 纪 实性著作。后来人把它看作是历史，而在当时，绝对是新闻。

139)  古希腊传播繁荣局面的成因
用不着更多的材料，仅从古希腊著名知识分子的活动中，我们就可以领悟当时社会传播的发达程度。古希腊人关于社会重大事实的叙述和评论、消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社会传播中认识的差异性和由这种差异所造就的社会认识的巨大成果，至今还使无数论者、学者叹为观止。

古希腊传播繁荣局面的深层原因在于当时社会主体的形态分化比较成熟，其中主要是纵向的阶级分化和横向的阶层分化。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古希腊社会分为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就了事。古希腊的城邦制以及与此相应的贵族民主体制，正是表明不同的贵族及其所属平民具有相互独立的利益来源，社会结构正是在 贵族 利益分化的交换关系中整合的。也就是说，贵族之间主要以平等契约交换为主的利益关系，因而不同贵族间有主体关系有制衡效应。

因此，古希腊知识分子作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集团，相互无人身依附性，或者这种依附性被限制在非主导的地位上。古希腊最高执政官是不同利益来源的贵族选举出来的，因而不能进行一体化的混沌统治。于是，各种消息和社会理性能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才有古希腊文明的灿烂辉煌。

这种社会主体关系和与此相适应社会认识方式后来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延续了整个西方古代史。

但是，一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