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经验主义 范式在量的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中注入了质的研究方法，从而在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上所述，这是经验主义的一次重要的改革，但自此以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总是局限在实验、调查、文献和实地等四大类方法的框架中。没有新的方法，经验主义范式的创新显然缺乏动力。

而批判主义范式的境地也相当微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范式的理论创新主要依赖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高歌猛进，而20世纪八十年代后，可借用的理论似乎已经悉数登场，批判主义范式给人们带来的理论创新的惊喜也就大不如前。

其实，无论是经验主义也好，还是批判主义也好，它们的理论无法突破原有的框架，无法取得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传播学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核心和中心理论。人文社会科学通常通过对各种理论的整合，在学科内形成一种“场效应”，在各种理论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的过程中，完成理论创新。这种整合的前提是，该学科有一个具有辐射力和生命力的研究核心以及相应的中心理论。由于缺乏研究核心和中心理论，关注传播的各种理论就像是一盘散沙，难以得到整合，相互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理论场”，理论之间的互动缺乏明确的目的，偶然性很大，理论的创新也就非常困难。

86)  必然结果就是传播研究与时代脱节
在传播研究的领域，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迁是极其剧烈的，革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信息技术与传播载体的革新，传播专业工作者角色的转换，公众信息需求与信息素养的提升以至质的飞跃，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的传播行为。作为研究人传播行为的科学——传播学，应当不断地进行理论革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然而传播学似乎确实缺乏应变能力。

根据经验主义的理论假设，该范式不承认个人和社会规律的变迁，认为人和社会存在着与自然物一样不变的普适性规律。经验主义的学者们忙着验证以往理论在新媒体上的适用性，却不从时代变迁的根本动因上去分析问题，创建新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因此，经验主义在理论创新方面举步 维 艰。

批判主义范式承认世界是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并以人的全面解放为传播研究的出发点，这些看法都对传播学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批判学派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众多的来自各学科联系并不紧密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集合体。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不可能寄希望于批判主义——把传播学的理论创新的前途放在批判主义身上，就意味着把传播学的未来放在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上。

技术主义是最关注时代变迁的，但却把技术而不是人看作是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因此技术主义范式在热闹了一阵之后，其实又 归 于沉寂。

87)  缺乏危机感
面对本研究领域当前存在的那么多问题以及学科面临的危机，许多传播学者并没有认真反思。在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人文科学家、以社会学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家在20世纪不断对本学科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传播学界却显得出奇地冷静。无论中外，传播学者们似乎很少反思自身的学科发展与学科地位的状况。如何建立起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传播学，传播学距离这个要求还有多大的差距，传播学的前途如何，这些问题似乎少有学者有兴趣参与讨论。

西方传播学的学科危机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传播实践新课题；也来自内部，来自于研究范式的结构性欠缺。与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相比，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能令人耳目一新，其研究方法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而且难以用理论创新的方式回答时代对传播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课题。

从表面看，传播学依然风光，传媒研究依然是社会研究的热点；然而从深层结构的角度来看，传播学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危机，当代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再次陷入研究的停滞状态。当然，并不是所有传播学家都对传播学的危机视而不见，但少数有预见性的学者的反思，常常被甚嚣尘上的乐观主义论调所淹没。

传播学拒绝反思，将意味着传播学的研究仍将滞步不前，传播的领域将进一步充满困惑。届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甚至传播学这一学科的生存权也会受到质疑。在西方的某些国家比如日本，传播学的位置正在被诸如信息社会学这样的新学科所取代，尽管这种取代目前只是一种表面的和名称上的变化，但不能保证今后这一学科会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这确实表明在某些国家，传播学的生存权受到了怀疑。

第5章   问题的反思2：传播哲学的总体方法论

当将“传播”概念界定到“人类信息交往的总和”，在社会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系统中处于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这就上升到传播哲学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传播学的反思才有可能。

以文明传播思想为核心的传播哲学是对传播思想的前提反思，其方法是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就是反思的方法。

那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