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严重欠缺思想积累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之所以能形成今天三足鼎立的范式格局，就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积累。20年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缺乏理论创新，更谈不上涌现出什么学派，开创了什么独创性的范式，这主要是因为欠缺理论积累。这种理论积累的欠缺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学术规范的欠缺，许多研究成果缺欠必要的学术规范，导致其不能被国际学术界所认可。又比如研究背景的欠缺，今天仍有许多我国的传播研究者在不知道西方传播学已经研究了哪些内容或者正在研究哪些内容的情况下，不断地去重复他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

本土的传播学理论与经验数据方面的资料积累就更少。以经验主义范式为例，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以经验主义范式为主的传播学研究流派，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积累。经验主义的研究要求研究者 经 过不断努力，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积累，从微观理论上升为中观理论，直到形成宏观理论。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是非常欠缺的。虽然早在1982年，陈崇山等研究者就在北京进行过大规模的受众调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缺乏实证研究依然是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瓶颈。另外，实证研究的质量也令人担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的规范方面，由于抽样缺乏科学性，统计分析缺乏专业性和准确性，研究充斥着商业性，使很多实证研究成果缺乏应有的价值。与1982年北京的受众调查相比，今天的许多实证研究在技术上还达不到当年的水平。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仅仅停留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最初的层次上，就是只有描述性研究，部分地回答了‘什么’，没有回答‘为什么’和‘怎么’。至于有影响的具有开创性的新发现几乎没有，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的层次，这种研究虽非毫无是处，但对于提高传播学研究的水平，难以助益。

相对来说，实证研究的理论和素材积累已经不错了，批判主义和技术主义范式方面的本土理论研究则相对薄弱。传播学思想史和传播学学科学研究方面的书就更是凤毛麟角，对西方传播思想和中国传播思想的系统梳理不够充分，使我们既不能知彼，也难以知己。至于传播的跨学科研究，几乎依然处于一个萌芽状态，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著述也并没有能把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真正地融合起来。

在这个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很少有学者讨论或者反思传播学面临的范式危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学者还未触及传播学研究的阈限。这再次证明了中国的传播学几乎没有学派，更谈不上学派不同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鸣与对话。传播学者很少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传播学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是学科一体化的研究了。如果说西方传播学只是没有系统的中心理论，不是一门成熟和完备的科学，那么当前中国传播学的现状是几乎没有研究的主流范式，也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只能跟着西方的传播学亦步亦趋。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传播学的繁荣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它终会走向落寞。中国的传播学若要做到真正的繁荣，成为显学，研究者们首先要学会耐得住寂寞，做一些踏踏实实的理论积累工作。

61)  在社会科学门类中尚难立足
判断一门学科能否成为显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该学科的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是否能对其他学科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方法的角度来看，传播学的学术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显得相当有限。这也在一个方面表现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危机。

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尤其是行为科学各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地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传播学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成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传播学的研究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传播理论对这些学科影响的必然产物就是：传播学在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缘领域开辟出了大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与人文科学联姻，出现了传播哲学 、传播美学、传播伦理学、宗教传播学等边缘学科；与社会科学联姻，出现了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法学、传播经济学、政治传播学、传播人类学、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边缘学科。这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有着独特的优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实践领域，传播学尤其是经验主义的行政研究对社会现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仅是媒体和信息产业，传播学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发言权。美国的一些国家政策就是根据传播学研究的结果制定的，传播学者们的实验与结论甚至对美国军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方的传播学靠独特的方法与理论赢得了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尊重，然而，在本土化的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传播学不能享有这种盛誉。由于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传播学依然处在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研究的阶段，依然处于介绍与翻译的阶段，因此其理论对其他学科与社会现实的影响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