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08年5月，我注定与“灾难”结缘。 5月2日，一场突袭的飓风给贫穷的缅甸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造成约43000余人死亡，另有27800多人失踪。正在我积极关注、电话采访缅甸灾难之际，5月12日，另一场地 ...

内容：    2008年5月，我注定与“灾难”结缘。
    5月2日，一场突袭的飓风给贫穷的缅甸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造成约43000余人死亡，另有27800多人失踪。正在我积极关注、电话采访缅甸灾难之际，5月12日，另一场地震灾难又在四川省发生了。
    5月12日下午，由于当时得到的消息是“死亡100多人”，我便犹豫该不该去现场采访，因为按照新闻杂志的特点，一般的事件我们是很难即时报道的，加上当天有些新闻禁令的消息，我没有动身。次日凌晨7点我起床后，惊讶地得知“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七八千人，数万民众失踪、受灾”。我开始觉得“四川已经出大事了”，在编辑部同事们的积极鼓励和协调下，我匆忙赶往机场。
    由于当天成都机场已经关闭，我无奈只能选择飞到重庆，然后转乘大巴急奔成都。当晚10点左右我到达成都时，倾盆大雨一直不停，成都的朋友打电话劝我“停下来来歇一晚，第二天再去现场”，而考虑到采访需要，我哪里停得下来。忙碌了半天，有热心人帮我找到了一辆从德阳市过来的出租车，驾驶员愿意冒雨送我走。
    之前关于都江堰方面的消息已经太多，阿坝州汶川已经完全隔绝，我注意到另外一个县城——绵阳市北川县虽然已经有死亡七八千人的估计，但是各种报道却很少，于是决定去绵阳而不去都江堰。我和驾驶员在暴雨中前进，一路上同向行驶的更多是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军车。驾驶员很奇怪：“我这么拼命是为了养家糊口，你是为了什么？”我楞了一下说：“我必须去现场拼命，否则就要失业了。”
    大约夜间12点的时候，我到达了绵阳市区。在大雨中我找了好几家宾馆，发现它们已经全部停业，服务员都睡在大堂地板上，一名保安告诉我：“你去九洲体育场凑合一下吧，灾民们都睡在那里。”我撑着雨伞，背着很沉的电脑包（里面有我特意准备的药品和军用压缩干粮）又冷又饿地在街上走，只见路边到处是汽车和帐篷——当地人都住到里面躲避余震了。路过绵阳火车站时，我看见四川电视台的一辆直播车还在工作，连忙跑过去向新闻同行“示好”，他们也指点我“到九洲体育场，那里有很多政府安置的灾民，而且也比较安全”。
    到了城郊的九洲体育场，那里的情形令我又惊又喜——上万名从地震灾区出来的灾民乱哄哄地拥挤在那里，救援人员不断为他们发放食物、衣物和棉被。于是，我什么都顾不上想，马上进行采访、拍照……当我完成工作，才发现已经快5月14日凌晨3点了，那时才觉得非常饿，连忙走到外面吃了一块压缩饼干，喝了一整瓶矿泉水。当时有两名警察一直奇怪地盯着我看，但没有问我什么，而我也没有力气理会他们了。
    通过对体育场内多名灾民的采访，我基本掌握了地震发生和灾民死伤、逃离的情况，也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伤心。随后我决定再赶到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受伤者，经过大半天的折腾，我冒雨找到绵阳富临医院旁边的一个足球场，里面临时搭建了许多简陋帐篷，由于医院病房已经不能住人，许多受伤的灾民被安置在那里治疗。现场的条件非常简陋，但是伤员们在医生护士的照料下都睡得很香，我想大家一定是太恐惧、太累了。
    采访完病房，时间大约是凌晨四点，雨一直在下，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劝我“和伤员们呆在一起”，说实话我真的呆不住那样的地方，太惨了，于是继续撑着雨伞在街上走，最后实在累了坐到一栋大楼门前避雨。随即又吃了一块压缩饼干，心里想着天亮后的采访行动。
    苦苦熬到约6点半钟，天亮了，已经有许多人和车在马路上行动。我振奋了一下精神又往九洲体育场赶，因为有人已经告诉我“要想去北川县只能去那里坐救灾车辆”。体育场里的许多灾民已经醒来，看起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比昨天好了许多，包括我之前看见的那些小学生。灾民们有的在排队领食物，有些则准备离开去投亲靠友，个别人还商量要重新回去“看看情况”。
    我在那里转悠了半天，并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乘坐的车辆，相反是看见不断有车运送灾民而来。后来我走到一个前往北川的路口，好不容易混上一辆公共小巴，车上的人告诉“去不到北川，只能坐一段”。一路上，各种房屋倒塌，山体滑坡的情况随处可见，许多灾民或步行、或乘车纷纷往绵阳方向走，救护车不时呼啸而过。大约八点多钟，小巴被警察拦了下来，随即一大串高级车开上前去了，我自然知道是“温家宝总理来了”，隔着车窗我觉得自己看见他老人家了，后来又怀疑自己有没有看错人。
    随后我们的小巴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值勤的警察也劝我“不要走了，前面许多地方必须步行了，而且不一定走得过去”，当时我也很沮丧——不能去北川灾害现场了。另外我也担心进去以后如果短时间出不来，当地没有电无法写稿、发稿，这样麻烦更大了，于是只好继续采访路途中的灾民和救援人员，不断询问里面的灾情。
    后来我又返回到绵阳，发现整个九洲体育场附近已经乱成一团，许多人都在雨中焦急地寻找亲人，包括一些刚从外地回来的人。一名刚从福建回来的打工者焦急地想回到陈家坝去，我赶快告诉他：“体育场里有许多陈家坝乡的人，还有许多小学生，你先去认认看。”
    鉴于绵阳的情况，我临时决定改道去什邡和绵竹，那里的灾情也很严重，许多人还被埋在废墟里。差不多在上午10点半我赶到了什邡，开始对当地的灾情进行采访，除了目睹到大量房屋倒塌，人员死伤，道路被毁等情况，更了解到许多学校的教学楼倒塌，大批学生被埋压。在洛水镇中心小学，武警官兵们仍然在冒雨挖掘着废墟里的孩子，许多家长在一旁哭泣等待，情景非常悲惨。在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情况也几乎一样悲惨。在绵竹市的土们镇鹿角村，许多村民听说我是记者后马上围过来，诉说他们“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没有任何人管”，我很无奈，只能告诉他们“政府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还有许多人被埋在废墟里，希望他们多克服”。瞬间，一种无力感袭上心头。那时候我也在想，记者到现场基本不可能帮助灾民，只希望我们的报道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否则记者就没有到现场的意义了。
    我就这样坐着车拼命奔波，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那些灾民的惨状，孩子们可怜的死伤模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由于四川的电视台和广播一直都在播放与地震和救灾相关的节目，使我在采访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新的信息，也由衷地对四川省的同行们产生了敬佩之情，同时深刻体会到信息透明对于灾难、对于救援活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采访中我发现一些灾难特点，比如这次地震损失多数出现在小县城和边远山区，对外交通条件差，当地物资短缺是最大的问题，这使得救灾的难度很大；由于当地民居普遍是自建的砖瓦结构房屋，缺乏稳固的地基和加固装置，因此在地震中普遍被损毁，倒塌率很高。当时我就想，如果这次地震发生在大城市里，也许救灾会方便得多；但是城市里那些质量欠佳，居住着大量人口的“城中村”，又让我十分感慨：危险隐患太大了，现在城中村的改造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人们都只看得到利益，而看不到危险。从这次大地震里，各个城市，各种人能不能得到一种“前车之覆”的教训呢？
    奔波得差不多了，我连忙赶到德阳市汽车站，希望能够尽快赶回成都去写稿，但汽车站的人山人海再次吓了我一跳。由于大量灾民要离开，许多客车又被抽调去救灾，车站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都在停车场里排队等车，车站已经停止正常售票了。我是差不多绝望了，于是考虑能不能在德阳住下来写稿，但是走了几家宾馆，不是不营业就是网络不能正常使用，还有停电停水的风险，我只好找了一家狭小的网吧坐了下来，一边浏览关于地震的各种消息，一边与广州的同事联系，同时思考下一步怎么办。头晕脑涨地坐了半天，我还是决定先回成都去，这样还能方便去都江堰那边的灾区看看。我再次疲惫地走到汽车站，看到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大喊“成都100元，差一个就走”，我忍不住大喊了一声“等着，我来了！”整个采访过程中，各种出租车赚了我的不少钱，也帮了我不少忙，看到许多人不得不高价坐他们的车，我甚至愤愤地觉得，灾难怎么成为他们生意最好的机会？
    5月14日晚上约8点，我终于进入了成都，这里依然灯火辉煌，也有一些人搭了帐篷露宿，但对比起自己刚去过的灾区，我怎么都觉得他们有点滑稽。找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10点多的时候我终于躺倒在床上，整个人累得几乎不能再动。从5月12日凌晨7点起，一直到现在共约40个小时的紧张奔波、工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回想起那些被掩埋在废墟下的灾民，那些一直在灾难现场救援的英雄，我不能不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尊重。那时候我也下了决心：要想办法持续报道这里遭遇的事情，特别是灾后的重建，那肯定是另外一种困难。
    其实躺了没有多久我就起来了，尽快写稿是无法回避现实，而且我还计划天亮后再去都江堰灾区了解情况。我把电视锁定在四川省内的节目，他们仍然在24小时不停报道各个灾情现场，同时为各种寻找亲友的人提供帮助等等。于是，我写一会稿，累了就躺倒；惊醒后又起来继续写稿，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整个过程中，除了感觉到数次余震，广州编辑部的两名同事不时发短信、打电话来关心我的安全。
    5月15日下午，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最新消息：汶川地震遇难人数估计在5万以上。那一刻，我宁愿相信那是一个真实的数字，一个不会再扩大的数字。
                                                                                            （尹鸿伟2008年5月16日凌晨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