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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海龙:我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2017年09月  作者:解海龙  来源:大众摄影  责任编辑:前进者
简介:   听说,真正幽默的人,自己总是不苟言笑,只是举手投足间,总能让别人笑得人仰马翻。采访解海龙先生时,他紧锁着眉头,看上去严肃又忧愁,语速很快地讲述着几十年前自己的“囧事”,似乎还为当年的难题发 ...
关键字:解海龙 新闻摄影
内容:

 

  听说,真正幽默的人,自己总是不苟言笑,只是举手投足间,总能让别人笑得人仰马翻。采访解海龙先生时,他紧锁着眉头,看上去严肃又忧愁,语速很快地讲述着几十年前自己的“囧事”,似乎还为当年的难题发愁。可我们却从头笑到尾,几乎忘了要问哪些问题。笑过之后,又是感慨:为什么他讲的故事那么有意思?是他们那个时代本来好玩呢,还是今天变得不够好玩了呢?是解海龙这个人本来就有趣呢?还是我们这些人不够有趣了呢?

  口述:解海龙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摄影爱好者,跟千百万人都一样,从爱好到发烧,逐渐拓宽自己的视野,朝着真正的摄影门槛迈进。

  前不久我们有个活动,一百多人,活动完了大家合影,有人提议说干脆咱们1951年生的合个影吧,结果蹦出来几个人:王苗,贺延光,王文澜,段岳衡,还有我。这一合影,我就想,我们这些人现在都还算摄影界的所谓熟脸儿吧,可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过来的啊?

  一

  从文化馆到报社,到后来去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一直到现在做这个“龙影廊”,我始终是在新闻摄影的这条道上蹦,上窜下跳。

  1968年初我当兵入伍,北海舰队在山东威海有个基地,我当时身高才一米五八,上舰艇得长得好看的,我这样的上不去,就被安排在基地修水雷。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是知青,正赶上上山下乡,很少的人才能到部队当兵,所以我一直说我自己是幸运儿,当一百个人有九十五个当知青的时候,我当兵。当兵好在哪儿?当兵是正面教育,知青在农村是社会经历,但是我们现在反而缺这一课。当兵就是规规矩矩,到了部队穿上新军装,领章帽徽一发,拿着小手枪一照相,那就兴奋得要命啊。

  第一次摸相机,就是在部队上。有一个战友回家探亲,拿回来一台华山牌相机,我看着就特别喜欢,我说我给大家拍照吧!于是就拿着这个相机在被窝儿里琢磨一晚上,过去也没摸过相机,也没上过胶卷,上弦能按快门就行了。第二天我让通讯员上县城去买胶卷,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六块钱津贴费,一个胶卷也得好几毛呢,买了俩胶卷,一块多钱。

  胶卷买回来以后我就叫上部队的战友们:跟我走,拍照片去!他们说那带不带大狼狗啊?我说带上!我们穿上雨衣,刺刀上好了,悬崖峭壁,哪儿危险上哪儿,各种姿势都摆上。大狼狗站在身边,我们一喊,大狼狗就一激灵,就这样抓拍。俩胶卷儿拍了一上午,七十多张。这帮人就问我什么时候能看见,我说等着吧,就赶紧又找通讯员送县城去洗,溜溜儿地等了俩礼拜才给送回来。大家知道了,就把我围上,要看照片,我说回头再看吧,大家问怎么了,我把胶卷拿出来,全都照薄了!也不知是照相馆给我冲薄了还是我拍薄了,整个就是两条透明的底片,大家骂声一片,我好几天都不敢出操,吃饭都等人吃完了我再去。大伙儿都说,解海龙可把我们给折腾够呛,糟践我们还不够,把大狼狗也给糟践了。打那以后,三年里我就再不敢提照相俩字了,一提照相就想钻地缝。

  二

  退伍以后,当时就给我们都安排到工厂了,那个时候工厂是挺受欢迎的,比医院啊教育啊都受欢迎,工人阶级嘛,而且还能学点真手艺。到了工厂之后我就开始学车工,那时候我就想,得把摄影这行重新回炉,要不然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

  那时候大家都没相机,也都没拍过什么照片,我看见工厂里车工咔咔咔弄机器,检验员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检验……就有个意识,怎么也得给大家拍点照片吧,玩儿呗。我就跟单位领导请示,能不能买一个相机,工会给大家拍点照片,挂橱窗里宣传。领导说多少钱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进口的得好几百,国产的也得几十块钱吧。领导批准了:买一台进口的!

  我记得清楚,叫“开农”,那时候不叫佳能,其实就是1961年出的佳能相机,镜头是固定死的,不是单反,花了七百块钱。我就拿着它给人拍,拍完搁在橱窗里,工人看着就特别高兴,你看你,他看他,大家穿着工作服,端着饭盒就围在橱窗前面看。工人师傅们都非常喜欢,我就争取半个月换一次橱窗。照片拍完冲出来我就放大,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好放大机,可我是车工啊,我就自己在车间车了个放大机上用的杆儿,然后把它抛亮了,放大机上面就用铝饭盒,打一个窟窿眼儿,用杆儿一穿,弄一灯泡,再找个镜头,就能放大,反正有影儿。

  后来到了文革末期,还有人揭发检举我利用工作时间干私活儿,说我做这个放大机是私活儿,单位就不给我涨工资,我在家难受了好几天。后来厂里又增加了新名额,看我平时表现好,给大家服务这么辛苦,就又给我补上了,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工作时间做放大机了。

  三

  那个时候公家相机只许工作时间给工人拍,不许拿回家去,我就发愁了,这怎么办啊?这时候已经到了1978年,我有了小孩了,正好赶上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看家家开始买电视机,9寸的, 200多块钱,一个院儿的人吃完了晚饭,七点全把板凳搬出来坐那儿,电视机就放在窗口,把窗户一开,全院的人一起看,多大的可用价值啊!

  但我就天天琢磨着攒钱买相机,1979年补发的工资终于下来了,一个月不到七块钱,一年就是八十来块。回家我就跟我爱人商量:你看咱孩子现在才几个月,我要从这时候开始给孩子拍,一岁、两岁、小学、初中,等他长大了咱们给他出一本画册,多有纪念意义!我媳妇想了想,说:那我呢?我说那那那当然也给你拍!你现在二十多,我拍到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她就说,那成!第一台相机就这么到手了。

  拿到这台相机,我就想别再像以前那样再玩儿现了,搞得几年抬不起头。我开始认认真真地买书学习,我记得曾经买过吴印咸写的小册子,后来还有一些老师写的,《如何拍夜景》《如何拍儿童》《如何拍舞台》《如何拍风光》《如何拍体育》,就这么几本,一毛八的,两毛四的,最贵的不到三毛钱,我就天天翻来覆去地看。

  四

  1979年的下半年,《大众摄影》复刊了,首刊封面是一个女孩儿拿着照相机拍花,拍照应该是闭一只眼,她俩眼都睁着,估计是都闭上不好看。我是在邮局看见这本书了,三毛五,很激动地买了,当时还是双月的,等于下半年就出三期,这三期我就都买到了,跟着《大众摄影》一期一期学,杂志都给翻烂了,它印了多少本儿、定价多少钱、里面谁谁获奖都能背下来,滚瓜烂熟,就是这样开始学新闻摄影

  那时候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还报了个新闻摄影学习班,三个月的听课费才三块五毛钱,能听二十四次课,每周一和四晚上七点听到九点。当时的上课地点就在永定门外(安乐林小树林)文化站,一个街心小花园,现在这个花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地,是将来的地铁站,这是我学新闻摄影的黄埔军校啊。那时,我们专心听课,认真记录,什么问题都问:老师,鸭子在水里跑用什么光圈什么速度?老师,流星怎么拍?老师,风吹芦苇怎么拍?老师,如果碰见UFO用什么光圈……

  这个老师是谁呢?就是许喜占。他当时是首都照相馆的经理,后来调到中国照相馆当经理,又调到大北照相馆当经理,他是搞商业摄影的,14岁开始学摄影,人称“问不倒”。9点下课后,老师就骑车回家,我们几个贼的就说送送老师吧,就骑车跟着,他住宣武区广安门外,我们一边骑一边问,到家门口了还不让老师进去,就是这种学习态度。在这个学习班上,我认识了刘占坤,崔新华,彭宏等等这帮哥们儿。

  五

  学摄影得放大照片,我自己没有放大机。当时东单协和医院那边有一个信托商店,里面摆着个放大机,标价75块,我买不起,就老扒着柜台跟那儿看,一个月得去七八次。卖东西的看见我来了,就说这孙子又来了,他没钱,甭理他。有时候壮着胆儿问人家,这放大机,您能不能拿出来我看看,人家说你到底要不要?不要你就这么隔着玻璃看吧。

  有一天我从这信托商店里看完了放大机,还是没钱,走出来路过同仁医院,看见那儿正排队呢,我就问:“师傅你们这儿干嘛啊?”

  一个年轻人说:“献血。”

  “献血给钱不给?”

  “献血那叫补助,不是卖血。”

  “那补助给多少钱啊?”

  “医院二十二块五,还给俩鸡蛋一包糖,回去单位表彰,奖励五十,还给三天假。”

  我心说这可以啊,我说哥们儿,我替你献血,三天假你得,钱我得,怎么样?他一听,成啊。等叫到他,我进去了,抽完了血之后给一纸条,二十二块五领到了。我又管他要了个单位地址,我得找他拿另外那五十块钱啊。三天后我找他去了,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在龙潭湖那儿。他出来了,拿一包儿包着五十块钱,那个时候人讲信用。我拿着这五十,加上之前的二十二块五,自己再凑了两块五毛钱,整好七十五,就直奔信托商店。

  到那儿一进门,我就说:买!带钱来了!他们赶紧把放大机抬出来,还帮我绑在自行车上,都不敢骑,一路推着回家了。

  《新学期》 1982年9月,北京市崇文区法华寺小学,孩子们高兴地领到了新课本

  我当时住的14平米的房子,帘子一拉,里面各种盆盆罐罐,就开始冲洗,放大照片。每天早上四点多,天蒙蒙亮,片子就放好了,用楼道里的水管子放水冲照片,充完了一盆捞出来,就跟洗带鱼似的,往玻璃上贴,哎!怎么撕不下来了?第二天上课就问学习班的老师:“老师,照片粘玻璃上撕不下来怎么办?”

  老师说:“你用滑石粉啊。”

  “胶卷上有水印怎么办?”

  “用月桂迷璜酸钠呀!”

  ……

  六

  1981年1月,我们这四十个学员啊,听完这个初级课没解渴,又交三块五毛钱上中级班。再后来很多学员就都不玩了,剩下我们几个就成立了一个“六友摄影小组”,包括彭宏、刘天忠、崔新华、肖彤彤、刘占坤,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都叫我大哥。大家当时还都是业余,有商场售货员,工厂电气焊工人,六建公司的油漆工。不过这时候我们这帮人都有照相机和放大机了,我记得当时刘占坤把家里电视卖了,买了一个理光5相机。看人家用的镜头怎么那么长,刘占坤就自己买俩遮光罩套上,显得挺长的,其实就是为了显摆。人家那是长焦镜头,135毫米的得八百块钱呢,当然现在他已经用600、800mm的镜头了。我们小组里还有个当兵的肖彤彤,后来复员到广东去了,他画了个“岁寒六友”的画送给我们,上面有六只鸟,有五只在树上面,下面一只鸟抬着头看着,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只鸟:“我追不上你们了”。他离开我们后,又增补了董志翔,张兆增。

  每个月的1号和15号这两天,这几个人就都到我们家集合,大家一块聊,各自都拍了些什么。有的人拍静物,有的人拍体育,还有的人拍人像,就是那些“糖水片”,慢慢的大家都有一些照片,我们就准备组织搞一个“六友”摄影展览,我都找好地方了,就在崇文区文化馆旁边剧场的橱窗,人家已经同意了。后来被我们的老二彭宏拦下了,他说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水平,如果我们过早地亮出来,好像怎么着了似的,就这能耐这水平啊?我们应该继续学习!大家一表决,全体同意。特别民主。

  那时候我们每个月每人会费一块钱,这六块钱都集中在我这儿,老舍不得花,结果越攒越多。一个大热天,我们打赌,每人挑一个西瓜,谁挑的西瓜最甜,就奖励他一盒31块钱的相纸,最后是刘占坤选的最棒,这一盒100张10×12寸的公元牌相纸就奖励给他了,这可是我们半年的会费啊。

  七

  还是1981年,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北京青年报,作品叫《夜幕静悄悄》。当时贺延光在那当摄影记者,他看了,说你这张不错,我给你登一下吧,就发了。第一笔稿费是五块钱,我一想,嚯,我得怎么感谢贺延光啊!我就跑到商店里买了两瓶罐头提着去他家了。当时他们家住在永定门文化站后面的桃杨路,我一敲门,贺延光不在,家里老太太问:“谁啊?”

  我说:“我是贺延光的学生,来看望您。”

  老太太说:“哎呀来就来呗还买什么东西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送礼。从他家回来以后,我又花了五毛钱买了25张北京青年报,到我们单位见人就发。

  从那以后我就又开始攒钱,买摄影书,上班的间隙就看书。我单位里有的人老聚在一起打牌赌钱,问我玩不玩,我说没钱,不玩,他们就说,你老看书,是不是想当记者啊,那你跟这儿呆着干嘛呀?有能耐你当记者去啊!

  从1981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计划每月在媒体上发表一张照片,一年发表12张。报纸上的各种摄影比赛消息,我都给剪下来,贴在我家门背后,每天出门前都能看到。结果第一年我就发表了十八张,第二年的目标是二十张,结果发表了三十多张。那时候,要是看见《大众摄影》上我又获奖了,我就去买十本送人。

  第一次参加展览,是《北京晚报》的摄影部主任司马小萌办的一个展览,叫《谁的心灵美》。展览在紫竹院公园里的一个小亭子办的,我把全家人都叫去看了。人多了,我就假装观众,老站在我那张照片旁边,装作漫不经心地乱看,实际上支棱着耳朵偷听,要是有人说这张挺好玩儿的,我就特高兴;有什么意见,我都拿小本给记下来。我那张照片叫《光阴》,是胡同里拍的,当时有个骑三轮的青年人正躺在平板车上看书,他看见我拿相机了,要收起来,我赶紧说你别动!别看我!咔一下,就拍下来了。谁的心灵美嘛,就是有点政治化图解化的照片。

  《光阴》 1981年7月,北京市崇文区新生巷,几个年轻人在午休期间阅读《半月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晚报举办的《谁的心灵美》摄影比赛,获优秀奖)

  八

  对我们这群人影响最大的事情,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当时王志平、罗小韵、李晓斌、王立平、王苗、吴鹏、李英杰、王文澜这一群人,他们都拿相机拍片子,当时贺延光是永定门外表壳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带着工人到天安门送花圈,抄诗词,搞演讲悼念周总理。我们这些没有相机的人也去天安门抄诗词。等到“四人帮”把贺延光这些人给抓起来了,厂里问我们去没去,我说没去,都是听说,让我们交底片,我们都没有,就庆幸当时没拍。可是后来没想到,1978年,四人帮彻底粉碎了,黄翔的照片《十月的螃蟹》也出来了,风头一转,我的妈呀,这帮人成英雄了,一看他们的片子,《团结起来到明天》《力挽狂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真是震撼。我就觉得,那时候要是有相机多棒啊,就相当于我们参加了五四运动似的,我们也能成为时代最前沿的人呐!

  1992年,北京“簋街”,和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同事们在一起

  后来,社会上就有了四月影会,这些人在北海、中山公园、中国美术馆办了《自然·社会·人》的展览,三年办了三届。第三届的展览就全是比较生活情趣的东西出来了,什么女的踮脚和一男的在一块儿的,一看就是亲那个男的呢;两辆自行车,一男车,一个女车,车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就说明两人要分手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照片冲破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摄影语言的禁锢,人们的思想活跃了。我们这几个人就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加入人家的四月影会,就把各行各业喜欢新闻摄影的工人们组成了一个协会——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学会的宗旨是:用广泛的角度,反应现实的生活;从广泛的角度,歌颂人民和祖国。刚刚80年代初嘛,这个宗旨看起来还稍微带有一种文革时代的色彩。但是我们坚持: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广角影会是1980年的1月10号,由崇文区文化馆创办的,刘加瑞是我们广角影会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每个月末的周三晚上七点,大家陆续从四面八方来到崇文区文化馆,在两个三轮车组成的展台上看各自的片子,大家绕着俩三轮车转,三轮车上摆满了照片,各式各样,真是感人,这就是基层新闻摄影组织当时的那种气氛。广角摄影协会是当时北京四个基层摄影组织之一。另外还有,燕山石化的、大兴农民组织的和酒仙桥电子管厂的。那个时候大家热情很高,广角影会很活跃,参加的人很多,很快就出名了,各地听说广角影会,都想加入,我们说广角是北京的,你们各地自己成立吧。这样,武汉、青岛、上海、沈阳、哈尔滨……大陆这边九个,再加上台北一个。广角影会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四十多个人,到了1990年,会员发展到了二百余人,崇文区的“广角”火了,海淀、西城就也跟着弄摄影协会,海淀的协会叫“超广角”,这一“超”,我们就跟他们急了,他们就改了,改成了“鱼眼摄影协会”。西城有几个人,包括翟东风、房志国这些广角的会员,又单独弄了个主打拍长城的摄影协会,就叫长城摄影协会。后来,教育、老年、儿童、铁路、卫生、妇女、体育……各个行业都有协会,最多的时候北京有130多个摄影协会。

  九

  1984年,我调到了崇文区文化馆工作。从这时一直到1990年代初,各地开始出现无数的杂志,急缺新闻摄影记者,都来找我们“广角”要人,《中国青年报》来要人,我们推荐一个,刘占坤,他干得挺好,十佳记者;《中国青年报》还缺人,张左也去了,也干得挺好。我们身边这些人陆陆续续全当记者去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赶紧当去啊,最后留下的一个,这个人就走不了了,因为“广角”还得有人跟这儿留守,结果就我还在文化馆,走了好几次没走成,没作品啊。那时候去公园看展览,大家都拿记者证,看门的就让进,就我没有记者证,我一拿:崇文区文化馆,宣传处主任,广角影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人家说没用,记者可以进,你不行。后来我就自己做了个采访证盖上广角影会的章,人一看,你这什么东西?采访证,我说,采访证你不知道?到你这儿采访来了!哦,那请进请进。

  《拳击手》 1982年6月,北京市崇文区龙潭公园,一个初练拳击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张发表在《大众摄影》的作品,获鼓励奖)

  1984年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大批的奖状奖牌获奖证书,家里都摆满了,我就让刘加瑞老师给我看看作品,还有哪些不足。看完之后,刘老师就说,你还得学习,多看点书,我推荐你到《大众摄影》当实习生,到那你多看片子,你就知道选什么片子了。他给我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早到,提前把水打好,不能老师打水你喝,得你打水老师喝;第二,不许占用编辑部电话;第三,不许碰老师桌子上的纸和书。我到了《大众摄影》,每次就把一摞信封裁开,拿出里面的片子,从一个月四五百张的来稿中,选出一百多张,再请佟树珩、欧阳杰、李碧瑞、马椿年、朱正明这些编辑部的老师们来评。后来有一次,我把“六友”们拍的照片拿去了,编辑老师鼓励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你们每个人留一张。结果我们都在那一期发表了,打那以后《大众摄影》杂志我们就月月订。

  那时候我们这些片子都属于甜甜美美、小花小草,什么水里扔个石头起涟漪啊之类的。后来刘加瑞老师送给我一句话,说:片子吧,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们就琢磨他的话,在颐和园找了个小亭子,旁边有一棵枯树,让刘占坤装扮成失足青年,揣着手站在亭子边上,拍他背面的剪影,起个名子叫《迷途》。还有一次去白洋淀玩儿,在派出所跟警察聊天,我们说是北京来拍照的,警察说,那我给你们拿一玩意儿吧,他就拿出一手铐子。我们一看,这玩意儿好啊,就让崔新华把绒衣反过来穿,好像犯人的样子,给他铐上了,蹲在地上,拍一张,起名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时照的全是这类的东西,就是有一些想法,但都是虚拟的,假的,不过这些片子一般也就得个鼓励奖什么的。刘加瑞老师说了:你们这些片子都留不住。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82年,河北省白洋淀端村派出所,崔新华装扮成犯人,让大家创作

  我们得了这么多奖,老师一句话给否了,那到底我们该往哪儿走呢?到了87、88年,我就开始思考,把奖杯、奖牌全都拿纸包起来,推到铺底下去,不看它了。我开始翻书,有尤金·史密斯,有刘易斯·海因,还有萨尔加多的《劳动者》,我一看,这片子哪儿能得奖啊?看来还是别再琢磨得奖的事儿了。这些片子有意义,拍得也系统化,我得琢磨中国是什么国情。

  十

  1980年代末我开始到外地拍照片,发现了失学孩子这个题材。那时候我们广角影会里有几个人,一个是徐勇,拍了好多胡同,影响了很多人,还有几个,郑国庆、郑方南、郑建武,我就把想拍专题这个想法讲给我身边的这些哥们儿,他们一听,说值得做,但是很危险,怕万一将来出事儿,别让人感觉我在故意揭露中国的阴暗面什么的,我说那我先闷着干,不宣传。为了拍这个专题,我也去找过吴印咸,到吴老家,他说这个专题很好,拍的都是孩子,但是不要专门挑不好的拍,好的也要拍,不好的也要拍,要客观反映嘛。回来我就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学校去拍,可是拍完了,学校都是一个样,我说哎呀,这种照片拍出来还是像弘扬讴歌!后来我就知道,有故事的照片,才能抓住人,这样人家就爱看。

  1990年冬,我跟我们文化馆馆长说,我想用一年时间做一个调研:中国农村20世纪末叶基础教育现状调查。他说那你得去跑好多地方,路费怎么办?我说我自己解决,他说那好,自己解决我就同意你去。这样我就抽空往外跑。一年的时间我跑了八个大山,那是1991年了,等我把这组照片拿回来再给我身边的人看,他们都说我风格变了,纯纪实了。我也不参加任何比赛,也不得奖了,我就盼着拍完了登报纸,登完了大家知道,就可以帮这些孩子。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1989年3月成立的,但是他们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捐款,后来我把我的一些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很兴奋,说你赶紧把照片拿来整理,我们给你登报,咱们干脆就起名叫中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大行动。这样我就继续又拍了很多,包括后来的《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烤小手》《磨盘小学》这一系列照片,大都是以“希望工程”这四个字的名义出现,都是围绕着希望、爱心、圆梦,这么个思路。

  1991年我拿出一些片子给人民日报的值班领导李仁臣主任看,他一拍大腿说,我给你登报纸!这一下就热闹起来了。之后,青基会就把我照片都拿走,给各大报纸见报,几十家报纸在同一天,以百万爱心行动的方式就开始了,邓、江、李的题词都拿来,这边就是领导题词,这边就是我的照片,跟着全国各个媒体就整版整版地发。

  后来没多久,我终于得偿所愿,成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到青年报之后呢,我还是部门的新兵,就是部门的一个记者,所以张家口大地震,阿尔山大火,98抗洪,我就到处跑,后来还评上了全国十大青年摄影记者。

  过去我各种比赛都参加,后来不参加,是因为我发现我干的这个事儿更有意义,如果因为我的照片能够帮助一个孩子上学了,就相当于得一个大奖。

  其实讲了半天,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是这么过来的。新闻摄影这个圈啊,就像北京的马路,原来就只有二环三环,我想从三环进二环,没想到后来有了四环五环六环,而且现在这环路越来越大,你从六环怎么进二环?所以你要是想进,就得自己提高素质和修养,你要是真的高小还没毕业就上初中,你连立交桥都不知道怎么绕,说起来像是玩笑的话,但真是这么回事儿。

  《大眼睛》 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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